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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福利制度转型 [儿童福利制度转型]随着农村社会的开放和家庭纽带的渐渐松解,亲属对孤儿的养护义务色彩逐渐减少，儿童福利制度转型。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跟许多发达国家一样,养育孤儿这样的责任逐渐由民间转向政府来承担。但怎样让政府提供的福利性服务真正达到所需要的群体,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在10月份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终于获得通过,7项基本制度和首期的25亿中央财政资金拨付标志着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终于从最弱势的孤儿群体开始了全面覆盖的进程。 “在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上,讨论孤儿养育的事务,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这个会议与1909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召开的儿童会议一样,标志着一个国家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担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期间,王振耀就一直致力于推动此事。事实上,正是从2005年民政部第一次对全国孤儿现状进行摸底调查开始,孤儿养育才逐渐成为一个为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正是那次全面的调查后发布的报告,才让包括政府决策高层在内的很多人知道中国有57万孤儿,多数分布在农村,生存状况不尽人意,与“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相去甚远。 2005年至今,经历了两次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日常衍生,根据民政部必威体育精装版统计,中国孤儿数量已经增加到71.2万。无论是25亿的资金安排还是70多万的孤儿总量,从数量上听起来,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不过,比资金安排更重要的是中国新型儿童福利制度的雏形已基本确立。 谁在养育孤儿? 中国到底有多少孤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一直到2005年,民政部才启动了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孤儿现状调查,最终发布了一份名为《我国孤儿现状与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全国18周岁以下父母双亡及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共计57.3万人,其中有接近90%都是农村孤儿,而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区的孤儿率也远远高于北京、上海等东部大城市。 这个数字到2009年重新统计时,很快就变成了71.2万。这中间有地震孤儿集中出现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随着国家养育补助标准的逐步提高和落实,更多原本由亲戚代养的孤儿都开始踊跃申报。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尚晓援是中国最早关注孤儿养育问题的学者之一,她也是当年孤儿调查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在她看来,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基数而言,这样的孤儿总量其实是很少的。 “一旦国家开始发放补助资金,孤儿的数量肯定还会增加。”王振耀也说,很多国家的孤儿比例不是这样的,应该更多一些,现在的统计只是地方报上来的情况,并没有覆盖全面。 事实上,中国孤儿总量的调查一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传统的大家族观念,让多数父母双亡的孩子都进入了叔叔伯伯等亲属家庭。多年来,政府并没有对这些由亲戚代养的孤儿有实质性的救助,也因此,民间社会自主登记孤儿的主动性并不强。 不过,也正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宗族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孤儿养育的困境,承担了部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让它并没有恶化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样的传统却在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不断进步中日益呈现出瓦解的状态。 在孤儿调查中,尚晓援注意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随着农村社会的开放和家庭纽带的渐渐松解,亲属对孤儿的养护义务色彩逐渐减少,孤儿的叔叔伯伯等亲属不再认为抚养他们是理所应当的事,与以往相比,孤儿受歧视、乃至受虐待的可能性都增加了。 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跟许多发达国家一样,养育孤儿这样的责任逐渐由民间转向政府来承担。一直以来,尚晓援也都在呼吁政府应该承担起养育孤儿的责任。也因此,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加强孤儿保障工作意见》以及一揽子制度和25亿中央财政资金,让她感到特别高兴,5年来参与推动此事的诸多民间机构、民政官员和学者为此还特地在北师大召开了一次“庆功会”。 “没有国家的力量,我们不可能对中国所有的儿童提供保护。”尚晓援说,这个事情,单是胡锦涛主席至少就批示了3次,温家宝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都做过多次批示。 事实上,近年来,在诸多的社会政策领域,倡导政府主导责任回归都越来越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潮流，管理制度《儿童福利制度转型》(..)。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削减社会福利的政治风潮相反,中国社会内部要求政府加大社会福利建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这些呼声取得实质成效的却凤毛麟角。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起步,可以算得上是第一个真正取得成效的领域。 虽然,对于中国是不是应该致力于建设一个福利型社会,在学术界尚且争论不休,但毫无疑问,对于政府而言,投入福利建设是巩固执政基础最有利的武器。儿童福利建设也算得上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一个领域。 在尚晓援看来,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和呼吁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进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论对公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