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改革顶层设计研讨会发言稿 .docVIP

　　公立医院改革顶层设计研讨会发言稿 公立医院改革顶层设计研讨会发言稿 我们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过三年多大规模、力度非常大的推进，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环球时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各大媒体都长篇报道了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我们前一段时间组织专家对近三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展和下一步的展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且出了一本书《2011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是一本50多万字的书，梳理了几年的进程。 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的这个成就举世瞩目，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不管是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还是原总统克林顿，由国务卿希拉里亲自抓，推进美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但是至今进展很小，所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成大事的能力在全世界还是最强的。 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差不多95%以上的人有了医疗保障，不管是什么形式，比如农村新农合，这些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基本医疗保障，老百姓能看病、能看得起病这个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伟大的成就。 下一步：关注三个问题 但是，下一步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特别是公立医疗机构，正如公立医院的顶层设计，我们原来的文章和给领导同志写的建议也有涉及。我想说三个观点，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三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公立医疗机构顶层设计的时候或者是下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关注国际上，像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和当前引发社会上重大问题，比如欧洲债务危机等，必须关注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些国家的过度福利化的问题。过去欧洲很富有，它建立了全民的公立医疗制度，全民的政府支付制度，在整个经济学的分类中叫作福利市场经济，它的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建立在高福利的基础上。这种模式现在遭到了严峻的挑战，像希腊，如果是削减政府财政计划，那么就会削减到一些人的福利。如果上去了以后，下来是很难的。中国也是一样，可能是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逐步提高，不能逐步降低。所以在我们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要充分吸取国际上欧洲的过度福利主义，这些国家引发的债务危机、社会危机和国民兴叹，这是根本没有办法调整的。就是国家说是为了应对危机，暂时给降下来，这也是不行的。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现在的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二位，人均GDP2012年达到x美元，2011年是x美元，而x美元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边缘，x美元，现在我们已经是x美元了，正好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就是现在能不能迈过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我们的福利制度设计、保障制度设计对于国家来说，从长远来说是一个挑战。怎么能保持好这个度，既能满足人民群众最低的医疗服务需求，有一个最低限，又不至于把大家的胃口吊得过高，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设计保障制度和保障水平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政府的可持续的支付能力，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下一步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政府的可持续支付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应的，所以医药卫生体制制度设计如果只是考虑到支出而不考虑收入，估计这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个问题，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到底怎么发挥，比如医疗保障制度，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支付的主体，企业目前没有成为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有一部分，现在个人支付这部分通过医保制度已经大幅度下降，但是需要考虑将来医疗保障的支付是不是要由政府、所在企业的雇主和个人共同支付，是否企业的支付比重要稍微大一些，是否要形成这种新的支付构成。 第三个问题，在考虑保障制度的时候，还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当然大家说我们是公益性的，但是公益性的运行方式是不同的，比如政府出资，是不是直接补贴给医院还是政府对所有的公立医院和民办医院一视同仁，都作为医疗服务品的生产者，购买的是生产中的公用品，而不是按医院的所有制来进行划分。 我们在安徽进行基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调研中收获很大，李玲教授也去调研了，我们写了四个报告，李克强总理最近对我们的四个报告和李玲教授的报告有一个批示，给我启发非常大的一点是，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而不是直接办医院的方式，能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收益。比如合肥，合肥最近推出了一个办法非常好——花钱购买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在社区医院这个基层医疗服务体系里，生产者可以是民办医院，但是政府出资。具体出法是比如服务1万个居民，政府就会给一个公益性岗位，办一个医院和买一个公益性岗位，显然是购买公共服务政府出资少，直接办医院出资多。而且政府也没有管理医院的成本，也没有管理人员的支出，这些服务品就是民办医院生产，政府出资购买。再比如，按照基本药物制度，民办医院进行药品的销售，政府给15%或者20%的药品差价补贴。我觉得这些政府的投资，包括药品的补贴、岗位的补贴和政府直接投资办医院、直接给医疗人员进行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