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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一、科斯第一和第二定理 从科斯开创性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重要命题： 命题一：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或者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初始产权的界定是明确的，那么各方之间的谈判将导致一个有效率(最大化)的结果，且这一结果与初始权利如何界定无关，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命题二：如果交易费用为正(即不可忽略)，那么法律制度的初始安排对于最终的结果就是重要的。 命题一就是通常所谓的科斯定理，但我们在这里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理解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说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条件下，尽管制度本身是重要的，但制度的形式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制度是如何界定的这个问题对于最终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命题二则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不可忽略，那么制度是如何界定的对于最终的资源配置与社会福利就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命题有时候也被称为科斯第二定理，对于制度变迁理论而言，科斯第二定理的意义比科斯(第一)定理更为重要，可以说科斯第二定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标准的新古典理论里，交易费用不存在，从而制度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它对于最终结果没有影响(科斯定理)。然而在有着正交易费用的制度经济学框架里，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不同的配置和福利水平(科斯第二定理)。这时我们就有必要知道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或者说能够带来最大的社会福利)。 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在科斯(1960)的基础上，诺思等人(戴维斯和诺思，1971;诺思和托马斯，1973;诺思，1981)发展出了一个新古典制度变迁框架。 戴维斯和诺思(1971，中文版1994)建立了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文中明确指出，“如果预期的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这里预期的收益包括：实现规模经济，从交易费用中获益，将外部性内在化，降低风险，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些预期收益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是无法获得的。诺思将这类收益称为“外部利润”。要获取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就要有一项新的制度安排。至于制度安排的形式，从纯粹自愿的形式到完全由政府控制和经营的形式都有可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半自愿半政府结构。最后戴维斯和诺思总结道，“成功的创新导致总收入的增加，而且在原则上可能没有人在这一过程中受损”。 诺思和托马斯(1973，中文版1999)将上述框架应用于经济增长，其核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p5)。其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政府，政府是提供保护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p11)。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有效率的政府会发明和维持一组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所有权”(p194)。 至此，在诺思等人的框架里，制度安排总是有效率的。简言之，组织为了获取各种外部利润，推动了制度变迁。这一过程总会产生社会净收益，因而均衡时的制度安排总是有效率的。 诺思(1981，中文版1994)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里，进一步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诺思放弃了制度有效论，并试图通过国家理论来解释无效产权的存在。他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有两个目标，一是建立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二是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诺思认为这两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而后者往往会导致无效的产权。诺思认为无效的制度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是公共-产品，搭便车现象会导致公共-产品的提供没有效率。 然而诺思(1990，中文版1994)本人也承认，上述解释并不理想。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竞争的压力来消除那些没有效率的制度呢?对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解释。 三、利贝卡普的产权缔约理论 利贝卡普(1989，中文版2001)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里对之所以存在无效率制度安排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由于利贝卡普是从产权缔约的角度来论述的，而产权制度通常又被认为是现代制度的核心内容。以下我们的讨论将局限于产权制度，但分析的原理不失一般性。 在利贝卡普看来，产权是一些社会制度。这些制度界定或划定了个人对于某些特定的财产，如土地或水，所拥有的特权的范围。这些财产的私人所有权可以包括很多种不同的权利，其中包括阻止非所有者进入的权利，挪用因为使用资源和对资源投资所得的租金流的权利，将资源卖给或转让给其他人的权利。 产权制度的范围很广，从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宪法条款、法令和司法规则，一直到对财产使用和分配的非正式的传统和风俗习惯，管理制度《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这些产权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它们对于资源配置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经济的行为和绩效。其二是通过分配决策制定权，产权制度也决定了经济系统中谁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并且界定了社会中财富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