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中王琦瑶悲剧性批评.doc

论王琦瑶悲剧命运的根源 200202班 韩璇 摘要　王琦瑶形象一直是人们评说的焦点。她的身上体现出极强的悲剧性。对于王琦瑶悲剧根源的研究，有些人认为主要在于其命运；而我认为，悲剧命运之外，也许还蕴籍了更多更深层的原因。这引出本文从历史与性格方面对其悲剧根源的进一步探索与批判。 关键词　王琦瑶；历史；性格；根源； 王安忆《长恨歌》出版至今已有许多批评家从历史观、日常化写作、女性意识、怀旧情节、悲剧命运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准确细致且有见地的分析，但大多集中在整体性、宏观性的评述，缺少真正的文本细读和其悲剧根源的深层探索。鉴于此，本文将从王琦瑶生命个体出发，由历史与性格层面入手，探究其悲剧命运形成的潜在根源。 毋庸置疑，王琦瑶命运具有悲剧性，但不能说她的人生悲剧完全由命运造成。“命不好”、“命该如此”等非意识形态因素，成为当下一些研究者的重要依据。米歇尔·福柯自创过一种对文本的分析模式，他说：“这种分析不同于思想史或科学史，它是一种探求，旨在重新发现知识和理论成为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知识是在什么样的秩序空间中构成的。”[1]这种分析模式改变了我们以往对问题的思维方式，即“它的目标不是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们的规律性和历史的脉络。”[2]由此我们看到，福柯考古学其实是在教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思维模式，就是透过普遍现象，考证其现象或思想背后潜在而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果将这种方法运用于王琦瑶悲剧根源的分析，在其悲剧命运背后挖掘出潜在的规律性根源，可能会使我们的思索跨越静态表层的形象分析，进入一种动态而内质的规律性探求。 历史与文化：隐性外在根源 “上海四百年前只是个渔村，既荒凉又没有根基，当外国资本涌入进以后，上海仅有的一点本土文化也很快被淹没，1949年以后，上海还未长成的殖民化组织又被新的工农联盟所取代，所以，上海的文化总是被切断。”[3]这是作家王安忆对上海历史与文化作出的最简捷概括。它透露出一种信息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发展，造就了上海这座极具诱惑性的“东方小巴黎”现代都市的耀眼与繁华。但同时，也造就了上海人。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上演了一幕幕传奇而又现实的故事。其规模有似于李欧梵说的：“30年代上海的现代文明显然已达到国际水准，于广大的乡土中国俨然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4]也就是说，上海的这种混合性历史文化与超前生存意识，一步步蚀掉了他们原有的保守情结，融入进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浮躁生活中。他们在潜意识中已承认并接受了那个金钱化、利益化、投机化的现代商业都市，他们渴望这个城市的繁华，也渴望自身能够成为这繁华世界的弄潮儿。所以，这里的男女，好像都在期待着什么，计划着什么，或是预谋着什么。男人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作着发财梦，女人在这个“繁华似梦”的交际场所幻想着奇迹出现。他们根本无心游弋于时局政治的变幻莫测，更不趋同于奢谈革命。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游戏心理状态下，一次煞有介事的赈灾活动才得以轻易地变成为一场金钱化、利益化的选美游戏活动。加之上海女人的肤浅与精明，不甘作时代的附属品，于是迎合了当时上海社会的这种文化心态，从阁楼闺房走上了社会舞台。王安忆这样描述：“上海的小姐们就是与众不同，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而且行动积极，不是光说不做的。她们甚至还更勇敢，更坚韧，不怕失败和打击。”[5]当然，即便是在这样比较开放的社会环境，女人即便是从阁楼走向了社会，而她们毕竟生存在“一个雄性的世界”，[6]因此决不会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主宰，大多不过作为各式各样的“花”，供给不同的男人世界把玩或欣赏罢了。 王琦瑶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出场，本身就预示了一种悲剧。因为，历史与文化会一直在她生命中回旋、生长，甚至左右着她。历史与文化在这里不再是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舞台背景，而是作为一种存在于人事之间的潜在力量，始终追随着人物与事件的发展。她的生存空间、生活观念、情感本能、生命力、传奇命运和悲剧结局，都在这种历史与文化中生长出来。从开始历史与文化对她以及他人的思想俘虏，到后来无法摆脱个体历史经验的记忆，历史与文化的存在逐步把她的人生推向了悲剧深渊。因此我们说，历史与文化是王琦瑶悲剧命运的根源之一。 文本中的王琦瑶作为女性确实非常美，美到让人妒忌的程度。但是，在娇好外表给她带来区别于他人资本的同时，却也使她卷入了无力抗拒的随之而来的繁华与时尚、性感与风情的诱惑之中。她的外婆说得好：“长的好，要自己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就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火的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常聚不散。帮着你一起做梦，人事皆非了，梦还做不醒。”[7]从被硬邀片场参观，到偶然成为“上海淑媛”，再到策划中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