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治理中科技专家责任.doc

环境风险治理中科技专家的责任 　　摘 要：环境风险主要是由科技力量扩张带来的现代性风险，科技专家因此获得了在环境风险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并因此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整体科技水平不高，完成工业现代化的时间较短，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以及环境参与者的道德风险共同使得当代中国的环境风险更具威胁。环境风险的首要特征是不确定性，这是由现代科技活动本身和现代管理方式的特点所决定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现代风险治理的共同难题。科技专家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应该也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环境风险治理的专业性赋予科技专家的权威地位受到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科技民主化和生态民主化”为“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综合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技专家要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首先要通过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保障在科技领域专家发挥权威作用。其次专家应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运用专业知识预测风险并及时发出环境灾害预警。第三，专家主导下的科学决策体制应与政府主导下的民主决策体制相结合，构建更加完善的综合治理体系，更好地防范环境风险 关键词：环境风险治理；科技专家；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综合治理 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环境事件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高发的风险社会。环境风险源于诸多因素，但其中科技因素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科技专家因此应该在环境风险的治理当中承担重要的作用 一、作为现代风险的环境风险 安东尼“外部风险”，而主要是由科技力量扩张所带来的不确定的人造风险。乌尔里希贝克“严重地低估了社会风险地位的不平等性对弱势群体的严重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多重效应。”2近年来中国出现的环境风险常常引发群体性事件，带来比较严重的社会风险，这次常州事件就是又一例证 纵观近年来的环境事件，当前中国的环境风险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风险。借助现代技术力量的支持，人类活动的影响力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扩大，超过自然环境自我修复能力之后即会产生破坏效应。中国的工业现代化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展开的，但由于总体科技水平落后，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特别严重。常州“毒地事件”的根源在于，此前三家化工厂几十年来的污染物排放对“常隆地块”的土壤造成严重污染。2014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经济发达省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土壤污染状况相对落后地区更加严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落后的科技水平使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随着现代化负面后果日益显现，更清洁的生产方式、对环境污染的修复与治理都对技术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制度风险。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环境标准、环保制度尚不健全，无法为管控环境风险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中国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与西方相比并不算晚，但受到经济发展观念与模式，特别是总体科技水平的限制，中国的环境法律法规所设定的环境标准较低，作为执法依据的环境监测也不完善。2011年6月份，常州市的环保部门对“常隆地块”进行环境调查时，因为国内没有相关标准，所以参照的是《荷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DIV， 2009）》相关指标。2013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常州外语学校的建设和启用均在邻近地块污染修复工作尚未完成之前，不仅存在程序不当，其选址过于接近遭受严重污染的化工园区原址本身也不科学。在央视的新闻报道中，环境专家指出，2016年2月份新北区环保局委托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基本污染物的测量未专门检测农药残留成份，导致对污染程度的调查不够全面。可见，在工农业生产环节，废弃物处理环节，环境监测与治理修复等环节缺乏更为细致、严格的具体标准，大大阻碍了环境保护事业的推进 再次是道德风险。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组织、科技人员甚至部分政府组织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不够甚至恶意破坏环境。在对“常隆地块”进行土壤修复的过程中，修复企业为了保证利润未严格遵守施工设计要求，将受污染土壤露天堆放是造成常州外校大量学生身体不适的直接原因。近年来虽然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但仍有不少企业铤而走险，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政绩或非法利益，不息纵容包庇这种做法。科技人员如果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规避环境法律的相关要求，监管方可能难以及时发现，也会带来较大的危害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事实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成为制约环境事业发展的障碍。科技因素无疑是基础性的：正是中国的工业体系整体科技水平不高导致对污染控制的能力不够；为了在更短时间内快速实现现代化，立法者也无法设定严苛的环境标准；在这种“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环境参与者的道德风险也因前两个因素的存在容易被放大。在简单工业化阶段，人们通过相对比较严格明确的事实和因果关系管理风险并划分责任，但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科学与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