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贵与津浦铁路员工抗日南撤追记.doc

程贵与津浦铁路员工抗日南撤追记 　　在风景秀丽的徐州南郊云龙山北麓，矗立着一座和中国古典园林风格迥异的建筑，一座全部用钢铁铆焊的塔，徐州人叫它“铁亭子”，亭子中间的三角形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苍劲有力的大字：“津浦铁路殉难员工纪念碑”。多年来，这座铁亭子像一座丰碑，矗立在云龙山的北麓，矗立在徐州人的心中，喻意着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彰显着徐州铁路人的大无畏精神，成为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而程贵则是纪念铁塔的倡议者及铁塔纪念内容的亲身经历者。 抗战初期，为保存津浦线铁路骨干，程贵临危受命，带领员工举家南撤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迁都重庆。为了保存经济建设的成就和传承中华文化，国民政府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也随迁重庆；学校如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亦纷纷迁往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在这股撤退的浪潮中，津浦铁路管理局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铁路资源，保存稀缺的铁路技术人才，破格任命时任徐州机务段段长的程贵为津浦铁路管理局代理局长，带领291名不甘为日军服务的铁路职工南撤。程贵临危受命，将所有能拆卸移动的设备器材统统装上机车，将所有南撤的员工和家属安排坐在宿营车上，于1938年5月17日徐州沦陷前两天，分两批向西由郑州南下，经粤汉线、湘桂线向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转移。这一离开就是七年多。在这漫长的七年中，程贵自始至终领导着这次南撤行动。他敢于负责，勇挑重担，充分表现了徐州人的聪明才智，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干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这颠沛流离的七年中，程贵担任过长沙第二段总段长、桂林机务段长、西安机务段长等。他与工友们同舟共济，相扶相携。向贵阳转移的最困难期间，程贵尽力筹措资金，为分散奔走的工友们发放遣散费，以免他们流落街头。同时，程贵带领的津浦员工为所在抗战部队抢运军用物资，参与沿途铁路建设，遣送沿途难民，进行机车技术创新，为铁路事业呕心沥血，为抗战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南撤的过程中，共牺牲病逝了186名职工和亲属，其中包括程贵的亲兄程泰、三姑及表弟等 当年参加南撤行动的共有291人（包括沿线的济南、沧县的乘务人员10人）。七年后返回徐州时仅有147人（其中还包括在桂林参加工作的职工子弟21人及沿途零星招录的人员），未归的近200人，其中少数人留在南撤沿线工作，参与当地的铁路建设成为铁路技术骨干，如柳州、西安、汉口等地，汉口还建有徐州铁路员工新村。其中有186名员工牺牲在南撤沿线。特别是在南丹，36名员工（不包括家属）惨遭日军杀害。南丹在广西、贵州两省交界的大山间，那里桥隧相连，坡陡弯多，由于当时的火车头都是蒸汽机车，遇到爬坡时动力不足，需要两台机车共同着力，前拉后推方能吭哧吭哧地上行。桂林失守后，程贵带领车队由黔贵线向都匀方向撤退，行至南丹时因坡陡达32度，只有被迫停于坡前，驻南丹日军便追而围杀，向手无寸铁的铁路工人疯狂开枪，当即有36名员工身亡，惨不忍睹，至今尸骸难寻。沿途中，一些随行家属也未能幸免，其中有程贵的二哥程泰、三姑和表弟等。牺牲的员工中，最小的尚不足12岁。由于该小孩他的父亲在南撤途中疟疾频发，终于体力不支，病死在途中。程贵为了照顾他，吸收他为铁路员工，安排他从事电话接线工作。接的是那种原始的交换机，电话来了，翻开一个小板，然后再将需要通话的线插入插孔。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小孩也死在日本人的枪下。还有一个叫宋万红的员工，也只有十四五岁，当时他随剩下员工家属徒步从都匀向贵阳撤退，日本人的马队在后面追赶，由于每人身上都背着分发的米袋，宋万红年幼，为了减轻负担，便将米袋藏匿在一草垛中。当看到日本马队离开时，宋万红返回取米袋，哪知日本马队突然返回，看到宋万红，便用刺刀将宋万红当场捅死。还有一位姓左的员工，参与南宁机务段镇南关工作时，全家六口全部遇难。 衡阳大战前，程贵护送蒋介石到冷水滩 1944年6月，中日衡阳会战前，天气出奇地闷热。一天，程贵突然接到秘密通知，说蒋介石要乘坐花车去衡阳视察。那时没有专列，坐的是花车，行驶速度最快也就是80多公里。当时程贵负责桂林机务段工作，陪同上司完成负责段内的行程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程贵丝毫不敢懈怠。因为铁路是准军事化部门，上级部门还特别授意程贵穿上军服，佩带军衔、短剑。为了保证安全，程贵那天作了极其周密的布置。由于当时的湘桂线地基不好，轨道的钢材质量差，润滑油又差，火车在上面行驶，甚至能将铁轨刮出铁屑来。为了让蒋安全舒适，程贵特地从徐州来的最好的火车司机中挑出刘汉宁、卜昭陶二人驾驶。由于老式蒸汽机车的机头与车厢的连接是一种特殊的钩子，火车开动时，一触一触的会使人感觉不舒服，因而对司机及司炉的技术要求极高。上车后，可能是大战在即，蒋介石的神情显得特别凝重，周围人也都噤若寒蝉。火车行驶了一阵，蒋介石突然问，火车开动没有，程贵说已经到了冷水滩。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