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的裂变实在是9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doc

城乡关系的裂变其实是9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城乡关系的裂变其实是9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 张文茂　　 　 　 很多人把城乡差别的扩大、城乡关系的裂变说成是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甚至简单化地归结为城乡户籍制度造成的。其实，这如果不是一种不了解历史的误解，就是有意抹黑历史的一种忽悠。就北京地区的情况来看，历史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1、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对农村的支持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北京郊区农村非农产业经历了迅速膨胀的非正常发展阶段。在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精神的影响下，市委、市政府为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从市有关单位调拨了200多台车床、涡轮机等设备，抽调了一批技术工人，帮助农村建立了308个农机修造厂（站）。为了加强对发展农村工业的领导，1958年，市委决定成立区县工业办公室，并制定了《北京郊区手工业发展规划》，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并提出农村工业首先为农业服务、其次为城市服务、第三为人民生活服务。各郊区县和公社也都相继建立了工业管理机构，发动群众掀起了大办工业的高潮。许多社、队因陋就简利用农副产品或矿产资源，并充分动员农村各种能工巧匠，办起了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酿酒厂、缝纫厂、制鞋厂、编织厂、小烘炉、小砖瓦厂、小煤窑、石灰窑、木器厂、农机具修配厂、土化肥厂等一批社办、队办企业。短时间内，郊区农村非农产业迅速膨涨。据1960年不完全统计，社队企业总收入达到7217万元，占当年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19.9%。但是，由于 “大跃进”高潮中办起来的一批社队企业多是仓促盲目上马，加之占用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动力过多，影响了农业生产，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郊区对社队企业进行了调整，大批社队工副业劳动力清退回农业生产第一线。据不完全统计， 1963年社队企业总收入减少到3083万元，比1960年减少68％。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郊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一次大的起伏。直到1966年，社队企业总收入又回升至3477万元，只比1963年增长了12.8％。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又受到严重干扰。农村社队企业曾经被认为是“地下工厂”、“以副伤农”、“不务正业”，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致使非农产业发展缓慢。1966年到1970年5年间，郊区社队企业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200万元左右。　　 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第二年又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提出加快农业机械化，改变7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要求把农业机械化和发展社队企业结合起来，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配网，发展“五小”工业（即小砖场、小煤窑、小水泥、小水电、小化工等）。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出现了转机。在此之前，1968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援郊区农业生产，组织工业支援农业服务队，实行了“厂社挂钩、定点支农”。到七十年代初，先后组织了268家城市工矿企业，抽调2000多名技术工人，组成了1704个支农队（组），帮助农村完善三级农机修配网。有些支农单位也把本企业的一些产品带到农机厂（站）加工生产，拓展了一些农村工副业点。自1973年开始，北京市普遍派出城市机关、企业的干部轮流到农村去，开展学大寨活动并帮助农村发展农业和工副业生产。到1973年，郊区农村社队办的企业达到2923家，从业人员8.1万人，实现总收入2.1亿元，占农村三级总收入的22.5％。　　 1975年，国务院通过《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提出工业要支援农业，促进农业机械化是工业的重点。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根据国务院的精神， 1975年3月，市革委会召开了工业支援农业工作会议，总结肯定了支农单位以厂社挂钩的形式，帮助农村公社发展社办企业的经验。认为这既解决了城市工厂扩大生产中人力、厂房不足的困难，同时也使社队充分利用农业多余的劳动力发展社队企业，增加集体收入，壮大了集体经济，对厂社、工农双方都有利。农村公社有计划地发展社队企业，是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也是自力更生，积累资金，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1975年7月，市计委、建委、农林组、财贸组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领导，认真办好农村社队企业的试行办法》，把办好社队企业的有关政策措施具体化。同年，北京市召开了郊区工业规划会议，将城市工业800多种产品下放到区县或社队生产。同时，市革委经济领导小组决定，在农村发展服装厂，每县5个点，由市属服装厂定点帮助直至正式投产。市外贸局帮助农村建立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