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的品行风险.doc

存款的道德风险 自从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局(FDIC)以来，存款保险制度已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 　然而，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协会危机使存款保险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通常人们将这次危机主要归咎于存款保险制度导致的道德风险以及保险机制的“监管宽容”。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选择“监管宽容”的主要原因：一是它缺乏充足的保险资金来关闭无力偿债的储贷机构并偿付存款；二是其监管人员同监管对象之间的关系过于亲密；三是保险机构宁愿掩饰问题，期待问题会自行消失。其实，这些因素几乎困扰着所有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它们不仅加剧了道德风险，而且削弱了存款保险的效能。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缺陷及其道德风险 一是存款保险有时会导致金融风险积累。众所周知，银行倒闭往往是由于经营者的操作失误造成的。假如金融监管当局在有问题银行还未完全破产之前就予以关闭，便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但是，有些负责人为了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往往倾向于拖延对有问题银行的处理。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如果银行的问题未明显暴露，他们便尽可能地把它延缓下去，因为他们认为纳税人是分散的集体，难以有效地采取集体行为。有些监管者故意混淆其代表的利益，把自己看成是银行业的监护者。个别监管者认为，把自己监管的金融体系弄得风平浪静，最能提高自己在金融领域的声誉。因此，他们尽量不让自己监管的地方暴露很多问题，并千方百计给有问题银行以更多的喘息时间，最终损害国家利益。 　二是存款保险可能会降低存款人的自我保护激励。对存款人来说，存款保险制度对其利益提供了保护。但却由此使他们无积极性去关心银行的经营业绩和安全性，没有必要对银行的业务和经营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对存款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况也会掉以轻心，甚至缺乏积极性将其存款从潜在破产的银行中取出。因此，由政府提供的存款保险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银行的自我保护激励，这样就使低效率、甚至是资不抵债的银行能够继续吸收存款，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协会中所谓的“僵尸银行”。这些“僵尸银行”从其竞争者手中吸走了存款，并以较低的贷款利率与竞争者争夺市场份额。 　三是存款保险制度容易诱使投保银行高风险经营。对投保银行来说，存款保险对存款人的保护意味着存款人的挤兑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这将诱使投保银行提高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依赖度，倾向于从事风险较高、利润较大的银行业务，如以较高利润吸收存款，从事风险较大的贷款，从而加大了投保银行承受的不适当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公众对金融机构风险的识别，降低了社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程度，保护了无能者、落后者，放松了金融风险对投保银行冒险经营行为的抑制，投保银行由此获得承担更大风险的激励机制。没有了存款人挤兑的影响，银行经营管理人员总是倾向于用银行资产去“赌博”。如赌赢了，这些投保银行将获大利；若赌输了，大部分损失将由存款保险机构承担。特别是对风险等级不同的银行收取统一的保险费率，就意味着同样规模但风险较大的银行并不需付出更多的保险费用，这将鼓励投保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资产组合增加其预期收益，它承担的风险将由经营保守的银行补贴。因而，尽管存款保险制度旨在保护投保银行的存款人而不是投保银行本身，但却引发出了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 　二、西方国家对道德风险的反思及改进措施 关于存款保险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西方学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大量银行破产后，很多学者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进行了深刻反思。 有的学者认为，当今金融市场提供了足够多的安全投资机会，小储户的安全根本不必由专门的存款保险来保护。他们认为，保护小额存款而排斥大面额短期存单与存款保险的另一目标——稳定金融系统相矛盾，而稳定性目标才应该是存款保险的主要目的。因此建议存款保险范围应该以存款期限为标准，而不能以存款的资金规模为标准。关于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传染效应的产生主要出于信息的不充分，并不能就此确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必然性。有的学者强调，信息不对称才是产生银行恐慌的真正原因，因而以提供流动性为主要的措施的存款保险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长期问题，阻止银行危机扩散的有效手段就是提供更多的银行特有信息。另有学者认为，虽然存款保险确实能够降低传统性效应，但同时被金融机构承担更大风险的激励机制所抵消，以致使监督的成本非常高，甚至高过传染性效应所引发的预期社会成本。 　与上述观点相对的是支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的学者认为，银行向存款人提供的风险分担服务只有伴随着政府的存款保险制度才能有效地完成。对于银行挤兑可以采用三种办法，即中止存款变现、存款保险和最终贷款人来解决。由于中止变现对存款人而言损失过大，而政府作为最终贷款人有可能影响其信誉，故存款保险是一种比较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