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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元略墓志》李刚田 我与《元略墓志》 李刚田 十几年前，我临写过北魏《元略墓志》。1998年荣宝斋出版我的书法集时，曾选入了我临写的《元略墓志》四条屏，落款中写道：“……岁次乙亥，时正酷暑，临北魏《元略墓志》第四过，未拘石刻之形也。”那件作品是在1995年夏天，在汗下如雨中我饶有兴致地钻进《元略墓志》中的成果，当时很得意，而今天再去看，却令人汗颜。北魏墓志或碑刻摩崖书体多雄强而有古趣，《元略墓志》在其中显得有点温润和平，似乎极平常，在林林总总的魏墓志大观中，粗略看去，《元略墓志》虽不能算是一只丑小鸭，也只能是一个扔到人堆里便找不到的灰姑娘。殊不知，一但钻进了这个不起眼的古代碑帖中，在挥运临写之间，你会感到临碑刻所少有的自然与轻松，顺乎自然地写下去，就能得到与原帖气息相通、互亲互近的感觉，不象临写其它魏碑，需要提起精神，认真寻找其中结构变形之中的趣味，而《元略墓志》之妙，正在于其平常之处，在于顺应毛笔书写的自然，顺应汉字结构的天成之美，顺应书写者自然放松的心态。《元略墓志》虽形制不大，但许多书籍上都有著录，是一通很有名的墓志书法，看来不会是浪得虚名的。 1998年我在沈阳参加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工作期间，参观了辽宁省博物馆。记得是在一个靠门边不起眼的位置，发现了这通声名显赫的魏墓志原石。《元略墓志》看去确实不起眼，大约只有两市尺见方那么大，青石，石质很好，由于长期流传，志石的边沿已磨得发圆发光有包浆了，但石面完好，一千多个小字密密麻麻地排列其中，但并不显得拥挤，散散落落，在章法的整饬中每个字都能舒展自如、活活泼泼。它被静静地放在门边人流经过的地方，但很少有人驻足向它投下目光，因为在博物馆许许多多的石刻中，它确实太平常了，当你没有去在字里行间、点画结构之中细细品读琢磨的时候，是很难体味其内在的那种风流与蕴藉，那种令人心醉的斑斓古秀之色，那种在字字统一又字字变化之间的移步换景之妙。 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元略墓志》普及型的单行本，是用杨鲁安先生所藏的善本印制的。每本5角5分钱，极便宜，我一下子买了三本，现将其说明文字抄录如下：“《元略墓志》，全称《魏故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尚书令徐州刺史太保东平王元君墓志铭》。志文正书，共三十四行，行三十三字。北魏建义元年（五二八年）刻，一九一九年在河南洛阳安驾沟出土。此志曾归固始许氏、武进陶氏，现藏辽宁博物馆。志石下半部稍有断裂残损。此志书法笔致遒丽隽美，清逸流畅，历来备受推重。我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先生认为：‘《元略墓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自然趋势。’”梁披云先生所编《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对《元略墓志》的记录与此略同，对其评论是“书法遒紧峭丽”。吴玉如先生是有慧眼的，在大量的魏墓志之中，他独指出《元略墓志》是“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当我们亲自动手去临写这个帖时，这种感受就会十分真切。自阮元写了《北魏南帖论》、《南北书派论》，经包世臣、康有为极力鼓吹，碑与帖就形成了双峰对峙的两大派，以金石形式流传的文字与以二王尺牍为代表的书法流派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体系。若论用笔，碑派则说是方笔或圆笔，而帖派则讲求“起倒明灭”、“八面出锋”；若论结构，碑派则“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帖派则“江左风流，疏放妍妙”；若论章法，碑派是“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帖派则“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当然这是理论上的绝对化，在创作实践中，晚清以来许多大家则多是碑帖结合，如有赵之谦是七分魏碑、三分颜体和何绍基是七分颜体、三分魏碑的说法，就是指一种取法上的融会贯通。赵之谦、何绍基、康有为、于右任这些所谓的碑派大家，其实都或多或少、或显或晦地受到二王一脉帖派的影响，只是以碑派为主的调子和个性化的创造性面目出现罢了。 《元略墓志》形制虽不算大，但志文却有一千多个，这在北魏墓志书法中也算得是宏篇了。初看这本帖并无夺人眼目的出奇之处，在深入临习的过程中，才会生出与古人促膝“晤言一室之内”的感受，会有登上了驶入书法时光隧道的轮蹄，眼底有着一番不断变换的美妙风光。对帖濡墨，在今与古的对话间，在身与手的交应中，一方面关照原帖的形质与精神，一方面听任手中毛笔的自由与畅快。写得多了，写得快了，笔下渐生节奏感，心底渐生愉悦感，此时此刻，心中并没有所谓的碑派与帖派的界限，笔端也模糊了石刻文字与手写体的区分。此帖中不但有北魏拓拔氏金戈铁马的骠悍，字构中表现出腾扬欹侧的势态，又有着“萧然自有林下风”的江左风流，有着一种宽袍缓步的优游自在，其中有雄强又有清丽，有聚散又有雍容。细咀嚼，除了其楷书的主调外，揉合的还有篆书的结构，如“以”、“年”等字的写法便出于篆书，P16“左”横画左端上行的笔画，也是出于篆书结构；有行草书意，如许多散水的写法皆作行书勾连映带之势，P43的三个“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