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doc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摘 要：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转向” 的语境中，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试图重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因此目的，他们重新探讨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强调文化所具有的物质属性，将文化看作是一种与经济和政治等平行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文：历史唯物主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 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性人物是雷蒙德·威廉斯和汤普森。文化马克思主义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己任。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的本质、意义、价值和内在机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传统劳动异化所导致的文化异化和人的异化，它越来越具有社会普遍性。因此，从文化层面展开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国家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批判，便成为后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必然趋势。 一、对马克思文本中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论述的解读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是超过欧洲大陆所有马克思主义潮流的，他们甚至把文化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战斗性和革命性的根本体现。如何处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从中找到赋予文化如此重要地位的根据，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需要思考的，这成为他们进行文化批判、构建文化唯物主义体系的前提。威廉斯就认为，“研究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必须考察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1]80 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并受到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启发，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注重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寻找马克思的“无意识”，并将之确认为马克思真正要表达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3 在这段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组概念：即“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即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文化唯物主义者从这段论述中解读出马克思不仅阐明了一种社会物质关系，也蕴含着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文化理论。 二、文化唯物主义对基础与上层关系的重新解释 威廉斯是文化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批判性质的理论体系。威廉斯反对英国早期左派思想家考德威尔等人机械、教条、片面地理解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他认为，马克思始终不曾将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简化为某种模式，即他从来不认为历史、社会范畴可以简单地切割为两个截然相分的部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并不是绝对的。 （一）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种关于“实际经验”的结构 威廉斯肯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是对文化理论极为重要的贡献，认为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是明确的，具有极大的影响，它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成功的，但这个公式是抽象的，它只不过是一种类比的明确，无法包容相互交织的“实际经验”结构。他认为，恩格斯后来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的强调落在其复杂性上，恩格斯使用了“交互作用”这个词，但他仍然坚持经济处于首要地位的基本原则。在威廉斯看来，作为类比用语，基础与上层建筑表达了一个绝对又固定的关系，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识到的现实并不是绝对和泾渭分明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发现和重视运动的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却对这些运动的因素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他主张从“存在决定意识”出发，强调以动态的观点来考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首先不是一种模式化的公式，它虽然是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批判中提出来的观点，但马克思的本意并非是要把它模式化。这一模式化了的公式过于僵化，是一种静态、对立的思维模式，它在某种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