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乘客摔伤缺失证据能否获赔.doc

公交乘客摔伤缺失证据能否获赔 　　乘客：紧急刹车致其摔伤 家住安徽省合肥市区的盛琪，是刚刚工作不久的90后女孩。2015年6月，她委托父亲盛钢作为诉讼代理人，向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民事诉讼状，陈述了事发经过 2015年3月11日14时20分左右，盛琪从站台上了公交车，因座位已满，她就抓住扶手站在车厢中间。当车辆行驶了一站路后，右侧忽然有一辆出租车超到了公交车的前面。公交司机迅速换挡加速，似乎想逼停出租车。大约过了两分钟，前方路口亮起了红灯，只听“嘎”的一声，汽车急刹车，盛琪向前打了个趔趄，摔倒下来。当时，她并没有明显的痛感，很快就站了起来。一会儿到了目的站，盛琪就拐着脚下了车。不过，她留了个心眼，用手机将车牌号拍了下来 当晚，盛琪觉得腰部下方有点隐隐作痛，心想，歇一夜应当就没事了。但第二天醒来后，疼痛加剧，不能下床。父亲盛钢见状问道：“女儿，怎么回事啊？”“在公交车上摔倒了。”盛琪淡淡地说。盛钢当即要带她去医院，盛琪坚持不去。这天，盛钢替女儿向单位请了一天假，并打电话向公交公司反映了情况 3月13日上午，盛琪的痛感并没有消失，盛钢背着女儿去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查。同时，他打电话让孩子的姨妈先行去公交公司交涉。当天，盛琪的姨妈找到涉事车辆的车队长，队长称要到技术部门查看一下视频资料，让姨妈等候片刻。接着回到办公室，并叫来驾驶员，队长当面告知该车视频监控系统因储存器损害无法调取录像。驾驶员即矢口否认在11日下午有开过斗气车这回事，更没有乘客摔伤的事实发生 因提供不出事发时的目击证人，为寻找证据，盛琪家人多次上路拦住涉事公交车，要求提供事发时段的车载视频录像。对方声称，无法调取视频资料。3月28日，父亲盛钢向合肥市公安局报警称：“我女儿在公交车上摔骨折，由于急刹车造成，请求帮助调取监控。”经民警协调，公司答应修复视频后提供。4月9日，公司声称，视频的硬盘虽已修好，但里面的录像资料全部是黑屏。当天，经公安机关检查确认，视频设备中没有申请调查时段的录像资料，在公交车线路经过线路的几个监控点，公安机关也没有查到公交车与出租车相逼的图像 盛琪分别于2015年3月13日、3月20日、4月15日，三次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门诊，医生诊断为尾椎骨骨折。盛琪支付医疗费2379.75元。3月13日至3月31日，盛琪在家中病休18天，之后，医生又陆续建议休息，合计63天 公交：不存在摔伤的事实 针对盛琪起诉书所称的事实，公交公司提交了《关于盛琪受伤和车载视频调取情况的调查报告》，作为答辩意见。公交公司称：没有任何人出面进行证明，盛琪在3月11日下午2点多的时段内，乘坐过她指认的车辆。同时，盛琪也没有提供其乘坐该车的证据。2015年3月13日，自称是盛琪姨妈的人找到车队队长，随后车队队长询问了当班驾驶员，驾驶员声称没有发生事故，为查明事件，去调取了车载视频，但发现车载视频记录的硬盘是坏的，2015年4月9日车载视频的硬盘才修好，也没有看到盛琪在车上受伤的证据。故盛琪诉请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同时，盛琪的病历记载显示，其于3月13日去就诊，与事故发生日3月11日相差了两天，其中是否发生了其他事情，也很难说。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其诉讼请求 案件审理过程中，盛琪申请法院调取2015年3月11日14时至14时20分左右，其用手机拍照所显示的公交车上的车载视频，以及途经相关公交站的监控视频。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向公交公司及公安机关调查，得知盛琪家人于2015年3月13日告知公交公司盛琪在该车上摔伤的情况后，公交公司行管员当即确认，车载视频资料的硬盘是坏的；同时，公安机关也证实，车载视频中的硬盘于2015年4月9日修好，但全部录像均无法显示 庭审期间，盛琪提交了拍有涉事公交车车牌号的手机照片，对此，公交公司认为该照片没有标记时间，不能作为证据 同时，盛琪提供的工资银行明细显示，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21日、3月16日、4月22日发放的工资数额均为2162.52元，2015年5月18日发放的工资数额为3162.52元。2015年5月28日，其所在公司合肥办事处向财务部门发出通知，内容记载：“请在5月份做工资时扣除盛琪3月份多发的工资款计人民币2576元整。” 法院：可推定乘客主张成立 乘客主张公交车司机开斗气车致其摔伤，却提供不了现场目击证人和足以还原事实的直接证据；公交公司否认乘客摔伤，恰巧又因车载视频损坏而不能自证清白。事实真相到底如何？举证责任由谁承担？法院又将如何裁判呢？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盛琪所受人身损害是否系在涉案公交车上摔伤所致 首先，就现有证据来看，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盛琪受伤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