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经济关系的双重悖论祁志祥.docx

文艺与经济关系的双重悖论祁志祥提要：在艺术活动日益与经济活动结缘、经济活动日益渗透到艺术活动的今天，重新审视文艺创作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显得尤有意义。一方面，作家的经济状况并不能成为主宰其艺术成就高下的决定因素，贫困潦倒恰恰有助于情真意切的艺术表达，养尊处优往往导致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所以常见的情形是“穷苦之言易好”，而富贵之音淡薄，所以“金钱里没有诗歌”；另一方面，“食必常饱而后求美”，一定的经济基础往往是成功的艺术创作得以进行的保障，“著书都为稻粮谋”，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恰恰诞生于作家对于财富的追求之中，于是富裕或追求富裕的经济活动往往又成为孕育杰出的艺术作品的温床。如此看来，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呈现出双重悖论，不可简单视之。关键词：文艺、经济、悖论文艺创作中各种矛盾因素的关系往往充满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悖论。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就是如此。一个时代经济发展与艺术成就的不平衡关系，早已为马克思所揭示。然而具体到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其文艺创作的复杂关系，却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奥地利学者库尔特·布劳考普夫曾经慨叹：“把经济条件转化为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过程，它是永远不能完全阐释清楚的。”“完全阐释清楚”固然困难，但大体有所把握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一方面，作家的经济状况并不能成为主宰其艺术成就高下的决定因素，贫困潦倒恰恰有助于情真意切的艺术表达，养尊处优往往导致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所以常见的情形是“穷苦之言易好”，“金钱里没有诗歌”；另一方面，“食必常饱而后求美”，一定的经济基础往往是成功的艺术创作得以进行的保障，“著书都为稻粮谋”，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恰恰诞生于作家对于财富和金钱的追求之中，于是富裕或追求富裕的经济活动又往往成为孕育杰出艺术作品的温床。如此看来，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反相成的双重悖论，不可简单视之。在艺术活动日益与经济活动结缘、经济活动日益渗透到艺术活动的今天，重新审视文艺创作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显得尤有意义。一、“穷苦之言易好”在中外文艺史上，“穷苦之言易好”，“诗穷而后工”是我们耳熟能详、司空见惯的现象。它告诉人们：艺术创作并不是富人的专利，一个很有艺术天赋的人，当他贫困得一无所有之后，仍然拥有成为杰出艺术家的权利和优势，只要他把自己经历贫困时独特、深切的感受通过特定的媒介艺术地传达出来。反之，一个富贵子弟虽然衣食无忧、优哉游哉，但也可能因此失去了对生活的深切、独特感受，与伟大艺术作品的诞生渐行渐远。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包括文学艺术既有决定作用，也有不平衡关系。马克思早已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 某些艺术形式只能诞生于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的特定时代；当社会动乱、饥寒交迫时，艺术家恰恰获得了难得的艺术机遇，往往有助于催生伟大的艺术作品。比如汉末魏初的建安七子所以取得很高的文学成就，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分析其艺术特色和成因是：“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于是“江山不幸诗人幸”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奇观。某个时代的文学是如此，某个具体作家的情况更是如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总结出一条规律，即“诗穷而后工”，“穷苦之言易好，而欢娱之辞难工”。 古人所说的“穷”，本来指仕途困顿，是“达”的反义词。不过在官本位的古代中国，当官就有财富，不做官往往贫穷，仕途的“穷”与经济状况的“贫”是互相连带的。“穷”的这个涵义，早在上古汉语中就已出现。《左传·昭公十四年》：“分贫振穷。”孔颖达疏：“穷谓全无生业。”《汉书·食货志》：“转谷振贷穷乏。”《淮南子·主术训》：“（国）无三年积畜（通蓄），谓之穷乏。”后来也被人习用。如唐皮日休《竹妻怨》：“救此穷饿骸。”因而，“诗穷而后工”或“穷苦之言易好”的“穷”，就可泛指生活的穷困潦倒。“穷苦之言易好”是唐代韩愈最早提出来的：“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促使他做出这个判断的是眼面前的活生生的事实。比如他的弟子孟郊、李翱、张籍，“抑不知天……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其自鸣其不幸邪？”再比如他的同道柳宗元：“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