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泉州商人对台湾的影响.doc

泉州是福建省东南部的文化古城，与台湾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早在公元607年泉州古港便开始了与台湾的通商往来，以后泉州与台湾更是开始了自发的、零散的移民，明代著名学者、晋江人何乔远在其著作《闽书》“方域志”中，征引已佚的宋淳祐《清源志》云：“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民侨寓其上，苫矛为舍，惟年大者长之。不畜妻女，耕渔为业，雅宜放牧。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间，各厉耳记。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府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外府。其人人夜不敢举火，以为近琉球，恐其望烟而来作乱。王忠文为守时，请添屯永宁寨水军守御。”这段文字表明，至迟到南宋年间，澎湖岛上已有汉人定居，并有永宁寨水军协助守御。此时澎湖已成为连结大陆与台湾经济来往的重要纽带。而到了明清时期，闽台两地经济交往急剧增长，福建沿海漳、泉商人“往来通贩，以为常事”。这一时期，泉州对台湾的大量移民主要有着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并呈现出其独特的特点，泉州人民与当时的台湾人民共同努力，推进了台湾的开发与社会的发展。 一、泉州人移民台湾的条件与原因 （一）先天的地缘关系 隔海相望的闽、台两地，属东亚大陆板块，在远古时代即连成一体，后来因剧烈的地壳运动，才出现横亘于福建与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海峡最近处仅135公里，这个地点就在泉州惠安县崇武半岛的突出部。崇武港渡台的地理优势，还有更重要的方面。早年两地人民的交往，使用的是木帆船，靠潮流及风力航行。“朝发夕至”是早年木帆船渡台的基本要求，而由崇武启航最顺。据台湾《彰化县志》载：“彰邑与泉州府遥对，鹿港为泉、厦二郊商船贸易要地。内地来鹿者……北风以崇武为最，獭窟次之。故北风时渡船来鹿必至崇武，獭窟放洋……鹿泉、厦郊船户再欲上北者……必仍回内地各本澳，然后沿海北上，由崇武至莆田、湄洲、平海……”1这样就使泉州与台湾的经济往来有了先天的良好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早在先秦时期泉州就得以与台湾开始了贸易。在属于台湾新石器文化晚期和青铜时代文化早期的圆山文化中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与同时期的泉州出土的有段石锛十分相似，说明这个时期两地人民的经济交往渐趋密切。 （二）明清时期的海禁与朝贡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中叶以后，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泉州的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无论是农业还是工商业都呈现出产量多、范围广、规模大、质量高的特点。产品不仅供应了国内市场，同时也为海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外销商品。但是在3多个世纪里（自1368年的14世纪末叶至1624年的17世纪初叶），明王朝实施的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严重伤害了地狭人稠，“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2的泉州百姓的利益，造成了海禁与走私的矛盾与斗争。因此往日平静的台湾岛就成了泉州渔民、农民和商贩谋生活动的新天地，他们也逐渐成为开发台湾的主力军。 （三）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为泉州人移民台湾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明末清初是我国海上贸易的转折时期，在此以前是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自此以后，私人海上贸易急速发展起来，取代官方朝贡贸易，成为我国海上贸易的主体。虽然此时的泉州因为元末的连年战乱和倭寇、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加以封建王朝的“禁海”和“迁界”，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逐步走向衰落，但这并不影响两地人民的交往，反而为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这就不能不提当时活跃于泉州安平的郑氏海商集团了。 在明清两代的官私文献和地方志中，有一种被称为“海寇”的集团，实际上是在明海禁政策下，那些迫于生计或其他原因，铤而走险，成为海上武装走私者。他们“实为拥有武力与经济力量的贸易者”3，故称之为“武装走私集团”。虽然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但他们要求从事海外贸易活动，到台湾屯驻垦殖，则是值得肯定的。而驻守在泉州安平的郑氏海商对此时两地的经济交往起了很大的作用。 郑氏海商在郑芝龙为首领时发展到了顶峰。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郑芝龙在台湾筑寨固守，旋又招其弟芝彪、芝虎、芝豹率晋江、南安沿海居民3000人赴台。这是中国农民大批移往台湾之始。之后，福建亲友投奔而至的人日益增多，不仅有他们众盟友的10寨，来此的漳泉人逐渐聚落成村，几近千家。郑芝龙死后，其子郑成功接替其位，并于1661年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郑成功的部众中，漳泉两地人数甚众，他们安营扎寨、分区屯垦，许多人成了台湾各地区的开基始祖。在郑氏政权经营的23年中，其对台湾开发所做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 （四）发达的造船技术和丰富的航海经验为移民提供了保证 海外贸易的发展，远海的航行，需要有坚固耐用的海船。古代泉州人的智慧卓越超群。早在一千多年前，他们就能够用“桐油加钉子”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船种：福船中的泉州船。1980年在法石湾发现的一艘宋船上有一片蔑帆的残片，属国内唯一的一件珍贵文物。蔑帆是泉州古代海船用帆的一种类型。在南宋时，聪明的泉州人用篾片、竹叶等天然植物原料制成蔑帆，一直到明朝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