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人合一”环境保护思想的当代启示.doc

古代“天人合一”环境保护思想的当代启示 ——兼对当代中国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的反思 【摘 要】 “天人合一”思想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也与环境保护思想相契合，并指导着古代环境立法，取得一定成效。但反观当代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其存在诸多缺陷，需要向环境立法目的一元论转型。所以，应以“天人合一”的环境保护思想，为环境立法目的转型奠定理论基础，同时更有利于摒弃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确立正确的环境立法一元目的，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关键词】 天人合一；环境保护；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环境立法目的一元论 前 言 “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流变中，古代各家的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天人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涉及自然、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换而言之，“天人合一”对环境保护方面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当代中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却一直采用二元论，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放在同等地位，为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埋下祸根。所以，在反思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的弊端，探寻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其作为环境立法一元目的之理论支撑，重新构建人与自然二者间的和谐关系，促使环境立法目的从二元目的向一元目的合理转型。 一、思想的流变：“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与发展脉络 “天人合一”思想经历了由萌芽到基本成型，再到逐渐成熟，最后完善的发展脉络，最终建立起系统科学的天人关系学说。 （一）萌芽催生：原始农耕文化 生产力水平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突出特点，特别是农业生产要依赖于自然环境。因此，为了能够依靠合适的生产条件和良好的自然环境来发展生产，古人秉持着“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开始不断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挖掘和探寻生态规律。在农业实践中，古人们摸索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等生态规律，总结出人与自然同样都是宇宙中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形成了朴素的生态平等观念。在生活中，古人们总结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供给，生活中必须“节用”，才能保持资源被持续利用。正是因为古人在农业生产中逐渐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才能催生“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 （二）基本成型：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整体观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天”与“人”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孔子在其学说当中宣扬“知天命”、“畏天命”，进而“乐山乐水”，以自身的努力体验“天”与“人”相融的乐趣。但是孔子尚未形成系统的“天人合一”观。到孟子时期，孟子将“天”道德化，强调“天”是道德伦理的本源，人性乃“天之所与”，人性的善良是“天”所赋予的，人保持本心的善性便能认识“天”。而“天”与“道德”，“人”与“道德”，利用“道德”这一桥梁，将“天”与“人”连接在一起，体现了朴素的“天人合一”的论证思路。“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荀子时期，荀子以朴素唯物主义进一步阐述“天人合一”。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应该要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另外，荀子提出：“天地者，生之本也”，所有生命都是源于自然，人类是永远无法离开自然的，使自然之道和人之道达到统一。 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之下“天人合一”思想的雏形基本形成，为“天人合一”思想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三）逐渐成熟：西汉时期 西汉时期，“天人合一”思想逐渐成熟。董仲舒提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以血缘关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拉近。另外，董仲舒在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上，进一步阐述了“天”、“地”、“人”三者的微妙关系。具体而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到：“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人，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成一体。不可一无也”，董仲舒认为“天”、“地”、“人”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根本，三者情同手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董仲舒还主张科学利用自然资源。其提到：“天地之行美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为之利人，独代生之；其不可食者，益蓄之，天愍州华之间”。董仲舒将自然资源分为“可食”资源和“不可食”资源，主张以不辜负“天为之利人”为目的，对“可食”资源要“益食之”，即保证“可食”资源的永续性；对于“不可食”资源要“益蓄之”，即保证“不可食”资源的蓄养与保护。因为这些都是上天的福赐，所以人类应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主动保护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做到“下长万物，上参天地”。一言以蔽之，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更为细致，更为科学，使得“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成熟。 （四）日益完善：宋明时期 “天人合一”思想到宋明时期日益完善，并且逐步成为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