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二)：中国翻译理论简介.ppt

第五讲（二）： 中国翻译简史 五个阶段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支谦、慧远、玄奘） 清末民初翻译（梁启超、严复、林纾、周氏兄弟） 民国时期翻译（茅盾、鲁迅、瞿秋白、林语堂、朱光潜） 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傅雷、钱钟书） 改革开放后翻译 严复（1854-1921） 《天演论》----《译例言》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雅：“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1. 特定的翻译对象 （哲学科学“精理微言”） 2. 特定的读者对象 （19世纪末的士大夫） “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所用文体在主观上仍是为翻译目的服务的。 翻译的主要内容主要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和学术思想上。---“西方命脉之所在” 严复在译著中所加按语（对原书的批评、补充、发挥），约占其全部文字的十分之一。 “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 “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 “取便发挥，是非正法。” 林纾（1852--1924） 康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 翻译西洋小说180余种，共一千几百万字。 “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 “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 “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 “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 “且泣且译，且译且泣。” “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至笃，语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 “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并不亡失。” 鲁迅（1881--1936） 19世纪末 “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 “任情删易，即为不诚。” “不失真相、面目俱在”---“行文生涩、如对古书” “文句仍然是直译，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20世纪初 关于翻译的目的与宗旨 （普罗米修斯“窃火”） 关于“直译”与“硬译” 关于翻译的言语、句法问题 关于重译和复译问题 关于翻译批评问题 直译与硬译 “直译”是针对“歪译”提出的。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除了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硬译有别于死译 硬译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 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 赵景深：“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 鲁迅：“宁信而不顺” 翻译必须力求易解，又必须保持原姿。在语言上不必完全归化的主张。 鲁迅是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来论述“直译”的。 一面尽量的输入，以免尽量的笑话，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瞿秋白(1899－1935) “不漏不溢，必清必明” 《苦力的翻译》批评当时“顺译” “难道翻译不能够又顺又不错吗？” 翻译外国革命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必须“非常忠实”，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 翻译应当帮助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批评中国语言“手势语”“姿势语”的原始） 批评严复、赵景深、鲁迅的翻译理论，而主张以“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作为标准。 林语堂（1895－1976） 翻译是一种艺术（从译者角度） “绝对没有什么纪律可为译者得规范” “以前论述翻译的文章，都是直接处于经验的话，未尝做学理得剖析。…翻译的问题，实际上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语言学和心理学） 翻译三条标准：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 死译、直译、意译、活译 “字译”、“句译” “凡译艺术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 忠实标准 非字译 须传神（“字神”） 非绝对 须通顺 通顺标准 以句为本位 须根据中文心理 傅雷（1908－1966） 翻译工作是一种神圣的职业。 翻译工作者须了解两个方面：对方和自己 “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彻底理解原作。” 多次指出中西思维方式、美学情趣方面的异同。“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