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三次语法专.ppt

第六讲 三次语法专题讨论与中学教学语法系统 语法专题讨论 一、关于词类问题讨论 汉语有形态： 龙果夫：不通过词类即不能够理解汉语的性质。 康拉德《论汉语》（1952.9-11） 汉语无形态： 契巴科夫、高本汉、马伯乐 高名凯《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1953.10） 《再论汉语的词类分别》（1954.8） 《三论汉语的词类分别》（1955.1） 研究汉语的词类问题，需要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划分词类？ 二、汉语有没有词类？ 三、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 四、汉语词类划分的难点在哪里？ 五、如何处理兼类词？ 为什么要划分词类？ 1.为了讲语法的方便 吕叔湘先生说过：“区分词类，是为了讲语法的方便。” 朱德熙先生说：“语法分析必须在词类区分的基础上进行。区分词类也是进行语法分析不可缺少的步骤之一。” 2.为了学习语言的便利 词类这个概念来源于西方传统语法，由于西方语言比如拉丁语有严格的形态变化，同类的词有相同的形态变化，不同的词有不同的形态变化，根据形态变化的异同可以把词归为不同的类别，一旦知道了词的类别，就可以推知它的形态变化，进而掌握其句法功能，这样就为造句提供了方便。 3.为了揭示语言结构的客观存在 文炼、胡附说：“我们认为词类是我们语言中客观存在的东西。区分词类，是为了把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找出来。”（《谈词的分类》） 4.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需要 汉语有没有词类？ 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古怪，但汉语到底有没有词类在历史上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词类问题大讨论中，这个问题是讨论的焦点之一。 高名凯先生认为汉语根本没有西方语言学中的词类概念。他的理由是词类是基于形态分出来的类，而汉语根本就没有形态，因此，汉语自然也就没有词类的区别。高先生的这个观点遭到了大多数语言学研究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各有不同。 陆宗达、俞敏两位先生认为汉语也有形态的变化，他们举出的形态：1、词尾， 如子、儿、头等是名词的形态等；2、声调的变化，如钉（dīng）—钉（dìng）；3、重叠，如动词、形容词、名词的重叠形式；4、带“着、了、过”等。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形态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形态，而且也没有普遍性，根本没有操作性，因此，反驳汉语无词类的理论缺少力度。 文炼（张斌）、胡附（胡裕树）两位先生根据方光焘的广义形态学说，认为汉语是分析性的语言，汉语也有形态，只不过汉语的形态不同于西方屈折语的形态，汉语形态体现在词与词的结合上，词与词的结合也是一种形态，可以称为“广义形态”，实际上就是句法功能，西方屈折语的形态可以称为“狭义形态”。 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狭义形态，但有广义形态，汉语可以依据广义形态来分类，即在句法结构中分类，离开了结构，便无法分类。因此汉语有词类的分别。 广义形态理论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因为汉语的语言类型是分析语，分析语自然没有屈折语的特点，因此，词类划分自然不能硬套屈折语。 后来，朱德熙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所有的词类都是依据词的句法功能（分布或结合能力）划分出来的，就是西方屈折语的词类也是如此，屈折语中词的“狭义形态”，也是词的句法功能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只有在句法结构中才能表现出来。 经过讨论，大家终于形成共识：汉语也有词类的分别。 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 从语法研究历史来看，被用来划分词类的标准主要有：词义、词的形态和词的语法功能三项。 （一）词义标准 早期的语法著作大都以词的意义为标准进行词类划分。如马建忠《马氏文通》，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等。 按照词的意义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 1.没有普遍性。 按照意义大致可以给某些实词分类，但虚词没有实在意义，无法分类。 2.意义无法把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战争——战斗 红——红色 突然——忽然 3.即使按词汇意义把实词分类，得到的是概念类，不是语法类，不能体现词语之间句法功能上的对立与联系。如： 红 红色 很红/不红 *很红色/不红色 红红的 *红色红色的 红了 *红色了 可见这种概念的类别对于研究词语的组合及其规律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没有什么用处。 （二）狭义形态标准 汉语是分析性的语言，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因此，无法凭狭义形态给汉语的词分类。 （三）句法功能标准 以句法功能为标准划分词类，也就是从组合关系中求取聚合关系。 才 吃了 两个 苹果 只 买了 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