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在史学研究中之作用.doc

碑刻在史学研究中之作用 ——由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想到的 于靖华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2011级） ［摘要］碑刻文献对于历史研究之作用极大，其正史之谬，补史之阙的作用，对于研究专史等都有极其重要作用，望引起重视。 ［关键词］碑刻 史料 作用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近读梁任公 阙 柱 塔 建筑物 建筑物刻字 黄肠 器物刻字 石人石兽 桥 井 石香炉 石制器物刻字 石盆 石铠kǎi） 幡竿石 可见，碑刻之种类繁多，涉及之广发，形式之多样，此实乃中华文物宝库璀璨明珠，而其对于史学研究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北宋欧阳修其《集古录》一书，首开碑刻文献搜集、整理、研究之先河，随后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续隶》扬其波，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为碑刻文献研究，史学资料之提供作出了重要贡献。 碑刻文献之史料价值 碑刻文献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由于当时人记当时事，碑刻很少有传世史书因各种影响而失记误记史实的情况，是可靠的同时代史料，且多数为第一手史料。除少数造假者或史书抄录碑刻文字者粗细大意之外，故应重视碑刻之价值。然而，亦不可只偏重于碑刻，而忽略或放松对于史书的研读，缺少对于历史整体的把握与认识。所以，据碑刻为史料者，还先具有一定“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治史者固然应以完整之史书为主，亦不可忽视碑刻之价值。通过史书结合碑刻，重塑还原一个更为具体真实的历史。下面，就碑刻文献之史料价值表达个人如下之意见 正史之谬，补史之阙 赵明诚《金石录》自序云“ 盖尝窃以谓《诗》、《书》以后, 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 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 或失其实, 然至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 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 以金石考之, 其抵悟十常三、四。盖史碟出于后人之手, 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 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 参以他书, 为《金石录》三十卷。” 欧阳修《集古录》自序称 “ 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网谬者,以传后学。”故碑刻文献其史料价值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正史之谬，补史之阙。下面试举几例： ①正时间之误:以《袁安碑》《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最为典型。袁安, 位居三公, 官高爵显, 是东汉时代的显赫名臣。但是,《后汉书·袁安传》及《后汉书·章帝纪》中对其历任官职的时间的记载与《袁安碑》进行比较却多有出入。传曰: “永平十三年（70年( 永平十四年) , 三府举安能理剧, 拜楚郡太守…岁余, 徵为河南尹。但是,《袁安碑》的记载为“永平十三年十二月丙辰, 拜楚郡太守。十七年( 公元74 年) 八月庚申, 徵拜河南尹。显然,《传》 把袁安任楚郡太守的时间推迟近了一年, 把袁安任河南尹的时间提前了近二年。对于袁安为司徒的具体日期也有出入。《后汉书·章帝纪》：“章和元年（87年）…六月戊辰, 司徒桓虞免, 癸卯, 司空袁安为司徒。而《袁安传》：“ 章和元年代桓虞为司徒。而《袁安碑》 的记载却是：“ 元和… 四年（87年, 拜司徒。东汉章帝于元和四年七月壬戌( 二十七日) 改元章和, 而袁安于六月拜为司徒, 时间在改元之前, 所以, 当以碑为正。 ②正事件之误：《隶续》为《汉武都太守耿勋碑》之“熹平三年（174年, 《天井碑》中西部道桥掾下辨李翕也。壬子之夏, ( 谓熹平元年) 李翕尚在武都。次年暮春( 谓熹平二年三月) 耿君到郡,似是继翕者。”“似是继翕者” 的意思是: 李翕为前任武都太守, 耿勋为后继武都太守。此句显然错误, 论证如下。其一, 所见汉碑中, 只有故吏为业师、举主立碑的, 未见业师、举主为故吏立碑的。其二, 《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 西部道桥掾李翕。。。安无倾覆, 四方赖之。。。建宁四年四月廿五己酉迄成。《汉武都太守耿勋碑》：“熹平二年三月癸酉到官。”即: 耿勋此年为武都太守。二人的履历列简表如下: 建宁四年( 公元171 年) 李翕为西部道桥掾 熹平元年( 公元172 年) 熹平二年( 公元173 年) 耿勋初为武都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