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边塞诗.doc

摘要 共同背景和近似经历形成高、岑诗歌的共同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悲壮慷慨的风格。个性、气质、经历和生活体验的差异造成二人诗风的不同点：高诗悲壮而沉郁苍凉，岑诗悲壮而昂扬豪迈；高诗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岑诗细绘精描，寓情于景；高诗语言沉实质朴，岑诗用语峻逸奇丽。二人的共性和个性都体现出时代的主旋律，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高适 岑参 边塞诗 风格 在我国文学史上，盛唐边塞诗是一枝艳丽的奇葩。这些以反映军旅生活和边塞风光为主要内容的诗歌，以高昂的格调、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新奇独特的艺术形象，吸引和感动着不同时代的读者，至今仍为人们喜爱和吟诵。其中高适和岑参的作品，成就突出，尤被看重。他们的友人杜甫曾说：“高岑 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此后诗界都以“高岑”并称，公认为唐代边塞诗的代表作家。 高适、岑参生活的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是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反映着时代的精神特点。高适、岑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把边塞诗的创作推向高峰，形成了既有共同风格，又有各自特点的诗歌流派。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高、岑边塞诗有个较全面的认识。 边塞诗的创作和诗风的形成 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的创作和诗风的形成，是与当时的时代特点和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 盛唐时期，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民生富绰，是东方最强盛的封建帝国，国家 和民族都呈现出了蓬勃向上的局面。 　在政治上，唐王朝采取抑制豪门世族地主势力，支持、吸纳寒门庶族的开明政策。唐太宗李世民曾下令修改《氏族志》，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等级制度的改革，激励了寒门出身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进取精神。当时唐政权特别重视以军功取士，唐高宗李治时下令重修《氏族志》，进一步规定“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旧唐书·李义府传》）明人胡震亨说：“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这就更从政治制度上鼓励中下层知识分子走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道路。“从军报国”，以军功“蹑级进身”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普遍的愿望和追求，成了一时的风尚。“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这些歌吟都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从军报国获取功名的豪情壮志。这种政治环境也直接地推动了边塞诗创作的繁荣。 唐政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而进行的保卫、管理边疆的斗争，为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唐王朝建立之后，结束了自东汉以来的长期分裂的局面，恢复西汉时期边疆范围的管理和经营，抗击游牧部民族统治者的滋扰。盛唐时期，中央政府围绕西域和北方边疆，与吐蕃、契丹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据统计，自开元元年至 天宝十四年这43年间发生的边塞战争达九十余次。这些斗争本质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消除边患的斗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鲁迅先生曾经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鲁迅《坟·看镜有感》）[1]（P63）这些斗争也就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们向往边疆，报国立功,“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孟浩然送《陈七赴西军》）踊跃投笔从戎。盛唐边塞诗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和繁荣起来的。 　当时向往和关心边塞，写和边塞诗有关的诗人很多，其中包括李白、杜甫等，但是真正有边塞军旅生活的诗人并不多。高适、岑参亲身经历边塞的时间最长，创作也最多，成绩卓著，风格鲜明，代表着边塞诗的最高成就。 高适岑参边塞诗的共同特点 高适、岑参的边塞诗创作是在共同的时代氛围、政治条件和现实土壤中进行的，他们的思想倾向、理想追求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合拍，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带有时代的烙印，在总体基调上有共同点。他们有相似的出身、经历和生活体验，这就更加强化了这些共同点。高、岑都出身于衰败的官僚家庭，因家境败落而经受过生活困顿，较多地接近和了解民众的生活和情感；他们都心怀济世之志，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抱负和进取精神；他们都曾经中过科举，又因不得志而终于走投笔从戎、立功边疆的的道路。高适于开元二十年到东北边塞安信王李祎幕府，虽未能入幕，但在边塞游历两年，体验了对契丹的战争；天宝九年出使清夷军送兵，在边塞生活了近三个月；天宝十二年到河西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从军塞外，并以次升迁，成为“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旧唐书·高适传》）岑参于天宝八年出塞安西(今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