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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鲁迅藏书险遭出售 作者：陈漱渝 一　　　　据统计，现存鲁迅藏书有4062种，约14000册，其中中文书籍2193种，外文书籍1869种，包括中文线装书、中文平装书、俄文书、西文书、日文书等。鲁迅1936年7月7日致赵家璧信中说：“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鲁迅将他位于北京西三条的工作室戏称为“绿林书屋”。他在购置图书方面，也确实有“绿林好汉”买盒子炮的气魄。　　鲁迅藏书，可谓本本来之不易。首先要面对的是购书难。鲁迅购书往往从书目入手，他认为这是治学之道，但书目上的书往往不易搜求。例如，1906年鲁迅在日本东京时，为了购买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先亲往南江堂书店，没有，又跑神田区的丸善书店，也没有。最后通过书店向德国订购，历时三个月，才买到该书的德文译本。又过了20年，鲁迅在友人的协助下，终于将这部“象征写实底童话诗”译成中文。1911年1月2日，鲁迅在致友人许寿裳信中感叹道：“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越文化的发祥地绍兴，当时书肆“绝无古书”，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真实。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四史是必读之书，但同样难买。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友人台静农信中说：“早欲翻阅二十四史，曾向商务印书馆豫约一部，而今年遂须延期，大约后年之冬，才能完毕，惟有服鱼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　　　　为了弥补购书难在学业上造成的损失，鲁迅采用了跑图书馆、借书乃至抄书的方式。在南京教育部工作期间鲁迅常跑江南图书馆，教育部迁至北京后常跑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分馆、通俗图书馆。在北京时期，鲁迅向朋友借书的情况也很多。如向马幼渔借清代徐时栋辑录的《宋元四明六志》，向许寿裳借《高僧传》、《文选》，向朱希祖借《类说》，向钱稻荪借《秦汉瓦当文字》，向许季上借《出三藏记集》，向宋子佩借《三国志补注》，等等。上述情况 ，鲁迅在日记中都有明确记载。最感人的是抄书。鲁迅抄录的古籍有《茶经》、《说郛录要》、《沈下贤文集》、《南方草木状》、《释虫小记》、《记海错》、《蜂衙小记》、《燕子春秋》等。宋代戴复古的《石屏集》（又作《石屏诗集》），鲁迅从1913年8月下旬开始抄录，至同年11月26日，历时80天，共抄了10卷，272页，均用蝇头小楷。1913年10月1日夜，鲁迅抄录《石屏集》时发病。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当然，藏书之不易更在于耗资甚巨。据有人统计，从1912年5月至1936年10月，不到25年，鲁迅的总收入为124511.995元（甘智钢：《鲁迅日常生活研究》，第43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而据鲁迅日记的“书账”，鲁迅购书款总数为12165.524元，约占鲁迅总收入的1/10，是他家用、购房之外的第三大开销。以上统计虽然不一定精确无误（1922年鲁迅日记缺失，有时欠薪，也不能反映物价浮动的情况），但却足以说明购书在鲁迅日常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1912年岁末，鲁迅整理完5月至12月的书账，感慨万千地写道：“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鲁迅晚年，仍在为书价的飞涨而困扰。他在文章中说，有一种乾隆时代的刻本，售价已跟当时宋版书价接近。清代禁书，售价也高达数十元至百余元。在散文诗《死后》中，鲁迅还描写了一个他“死后”仍向他兜售明版《公羊传》的勃古斋小伙计，表达了他对这类无孔不入地盘剥清贫文人的书贾的烦厌和憎恶。　　二　　　　在介绍鲁迅藏书时，必然要涉及1944年秋因出售这批藏书而引发的一场风波。1963年6月7日，许广平在《北京晚报》发表的《火炬·黎明·旭日东升》一文中提到这件往事：“鲁迅逝世以后，汉奸周作人在华北充当敌伪督办，他借口鲁迅母亲等人生活困难，指示别人整理出鲁迅所藏的中文、日文及其他外文书籍，编成书目三期，到南方去出卖。我因开明书店一位朋友的帮助，得知此事，托其借来书目一看，大惊失色，知为有意毁灭藏书，企图以此来消除鲁迅影响，因即设法辗转托人留下全部藏书。”　　文中所说的“开明书店一位朋友”，指的是顾均正先生，他当时在开明书店编辑理化教材，是许广平住在上海霞飞坊时的邻居。据周海婴先生回忆，变卖鲁迅藏书的消息是顾夫人周国华转告的，许广平“一听几乎昏了过去”。文中所指的“辗转托人留下全部藏书”，所托之人系指郑振铎、唐等鲁迅生前友好。　　许广平的这篇文章刊出之后，立即引起了周作人的反弹。次日，周作人给《北京晚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视为周作人的一篇佚文——　　　　记者同志：　　七日贵报登有许广平女士的一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