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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 侯玉波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一、研究目的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座的题目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听。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个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一直在和一些美国的学者一起研究，就是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异。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和这个有关，因此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举三个方面的例子。 第一个大家可能听说过，在前两年的时候杨振宁先生有一次提出，他说《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然后当时为这个问题争论了很多，有人同意，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不同意，说杨先生的这个主张不对，因为我们是站在一种对我们文化的肯定的基础之上去这样想的，当然我说我也希望这不是一个事实。但实际上，在心理学的研究里边发现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思维决定了我们在看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使得我们和现代的科学，比如说我们现代的科学主要指的是像量子力学等等这些，和牛顿力学不一样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强调的是一种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说可以像牛顿力学一样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 （一）研究发现 因此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科学史学家叫约瑟夫·尼达姆，他在研究近代科学发展的时候，他就发现中国人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认识到像场、远程作用力等等这些概念。但是他也发现以这些概念作为基础的现在科学是在西方建立的，因此他就一直在琢磨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就是说我们比别人早认识到了这些问题1500年，但是别人以这些东西做为基础，建立了现代的物理学或者现代科学，而我们没有做到。 因此这个问题一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心理学家的一些研究工作揭开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此到目前为止，人们认为对约瑟夫之谜的回答，然后心理学做的一些研究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比如说在我们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实验，可以测一个人的场依从性，就是说当把我们一个人放到环境里去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受环境的影响，多大程度上由自己来决定这个事情。结果这个研究就发现，就说中国人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特别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他当时用了研究的框架，就是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棒框实验”。它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框架，然后让你判断一个线段什么时候垂直，然后通过你判断的那个角度来决定你判断的准确性有多高。结果他发现外国人判断线段是不是垂直的时候，他不会受到那个作为参照的框的位置的限制。但是我们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会随着这个框的位置的移动，我们的判断的水平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二）中国围棋 因此后来我们有一个师姐她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就专门做了一个实验，然后她就研究现实生活里面，人们在下围棋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中国的下围棋的意识流或者什么流。我们中国人看下棋的时候，把这个棋盘和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因此就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棋盘是方方正正的，如果说当这个方方正正的棋盘变成一个菱形的棋盘的时候，我们下棋的水平会不会受到影响。她就去做实验，比如说我假设你跟计算机在下棋，我把计算机的那个围棋的水平设定为比如说业余五段，假定你也是个业余五段的话，你跟它下的时候应该是下十盘棋的话，你们各赢五盘就比较公平。但是我们在研究里面发现，对美国人来讲，假定他原来的水平是五段的话，那么不管你棋盘的位置调整成菱形或者是圆形，他原来是五段，现在还是五段的水平。但是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了，我们中国人就是说当棋盘变成圆形或者菱形的时候，我们的水平就急剧的下降。原来我跟计算机下棋的时候，我可能赢五盘，现在我可能只能赢一盘或者两盘，因此我们的成绩就大受影响。 这些都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经常是把一个问题要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去考虑。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问题的本身，另一方面我们更重要的可能是看到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背景当中。然后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中国人看这个人的时候会琢磨，这个人他是什么家族出来的呢？他是不是从哪个学校出来的呢？因此我们跟这个人没有关的那些外在的特征就变成了我们评价这个人的最主要的依据。而西方人就不，西方人比如说即使你是总统的子女，你的家族有多伟大，这些东西都不会变成别人评价你的主要依据。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心理学的研究，给我们回答这种约瑟夫的谜提供了一个依据，使得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得越来越多。 （三）工业革命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起因就是，也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些西方的所谓的汉学家，他们研究近代的中国和日本，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亚洲国家，因此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工业革命在日本成功了，而在中国没有成功。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作的努力，实际上是在弥补我们工业革命没有走的那段路。因此，你现在看到在南方那种工厂对环境的污染等等，都是我们在重新回过来去走工业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