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综述——身体的多元表达.doc

身体的多元表达：中国人类学身体研究的文献综述 李海霞 （1988年2月1日，女，汉，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已扩展到许多方面,其中“身体研究”便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新领域。身体并非西方主义的简单“皮囊”，而是“身心一元”的综合体。身体作为一种符号和隐喻，是在历史、社会、文化中被构建起来的，因此人类学身体研究归根要将身体放在其生长的文化生活环境中，寻找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当代消费社会的兴起即个人主义的兴盛，导致了身体重新复苏，身体研究的主题越来越广泛，权力、文化等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因素先后被引入了身体研究领域。可预见的是,在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的引发下,身体研究将会呈现出更丰富多元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 身体，多元化，本土 引言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的存在与身体息息相关。无论灵魂多么高贵， 身体的寂灭必然导致灵魂的消散，从而取消人的现实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有一个显见和突出的现象：他们有身体并且他们是身体。”[1]也正因为如此，对身体的探讨本质上就是对人本身的探讨，现代学术思想以身体为维度，衍生出种种的知识性言述：身体现象学、身体政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人类学、身体形态学、身体管理学、身体美学、身体叙事学等等。作为人类学研究重要的一支身体人类学，伴随着以叶舒宪《身体人类学随想》论文的出现，中国的人类学有关身体的研究正在慢慢兴起，本文探讨的是中国人类学的身体研究现状，并对其现状的一些反思。 西方的身体研究侧重于身体的形态、意向、属性以及身体与社会、身体与情感、身体与思想、男性身体、女性身体等方面的探讨，国内大量的身体研究主要分布在身体与社会、身体与文化、身体与消费、身体与身体感等方面，我大致梳理了一下国内人类学有关身体的研究，将其分为身体表述语记忆认同、身体的象征人类学研究、身体的政治史研究和当代的多元化身体研究。身体学理论起源于西方，但是将西方背景下的问题放到中国研究是一项挑战，中国人类学如何将西方的理论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将其本土化，是我们现在所必须面对的。 身体人类学研究的历史背景 “身体理论”来源于西方的“身体哲学”。 19世纪开始建立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常常囿于二元的框架中。如神圣与世俗、社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身份与阶级、自然与文化等。身体研究在早期也没有脱离这一二元的藩篱。 从哲学家柏拉图的《斐多》开始到后来的基督教思想，一直关注“身体”与“灵魂”和意识的关系。柏拉图的哲学是贬低“身体”的哲学，他将身体分化为肉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将肉体贬低为“皮囊”——强调智慧、真理、知识、理念，认为肉体永远是通向智慧、真理知识和理念的障碍。柏拉图说：“只要我们固守在身体之中，使灵魂受到肉体的污染而变得不完满，我们就无法令人满意地去把握对象，这些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我们无疑相信，要想获得纯粹的知识，必须摆脱肉体，用灵魂注视事物本身。”[2]后来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将“我”定义为“我思”，不强调“身体”的成分，认为世界存在 一个普遍理性，但理性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和身体无关。笛卡尔不再将“身体”看作是障碍，然而其眼中，身体和意识还是二元对立关系。在梅洛-庞蒂那里，“肉”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它乃是“客体和主体的中间”。梅洛 一 庞蒂从现象学角度批判了笛卡尔为代表扬心抑身的哲学，产生“身体现象学 ”。然而这一时期哲学探讨中有关“身体”、“肉体”和“躯体”的观念是含混在一起的，身体等同于肉身，单纯的生理性躯体，后来社会慢慢抛弃了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因此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学研究。 真正给“身体”以前所未有的关注的是哲学家尼采 。“以身体为准绳”，是尼采的一句名言，尼采认万事万物要凭借“身体”来衡量，身体是一切事实的评价基础 ，深受尼采哲学影响的福柯和德勒兹发展了“身体”理论。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具体研究了惩罚身体或规训身体的历史进程，认为社会历史在不断地改造身体。福柯认为历史在不断地摧毁身体。福柯通过《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和《性的经验史》等一系列著作，阐释了国家强权、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微观权力是如何规训、惩罚、宰制身体的，“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3]。福柯之后，身体生成史研究成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就国内的身体史研究来看，论文主要集中在身体政治史、身体医疗史、女性身体史和性史等方面。 德勒兹则认为，“身体是力和力之间的关系”，是某一种力场中的独特关系，这和后来布迪厄认身体是个体承载知识的场所和获得思想的中介，是种种关系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