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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逃避自由”再解读 ——兼与郭永玉先生商榷 自由不仅属于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主要理念，还是整个人类文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同样来自西方的弗洛姆却撰文认为：自由观念至上的现代人陷入了“自由的悖论”[1](P50）之中，他们不仅不主动追求自由，反而想方设法处处逃避自由。这就是弗洛姆著名的“逃避自由”学说。早在1997年郭永玉先生就特别撰文将其解读为“不安全”并得到学界包括王鹤岩等在内的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2](P24）。另有学者则追溯到“孤独”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比如，张小川提出“孤独和自由是一对双生胎儿，孤独是自由之累，”[3](P34）田新元[4](P76）和张海云[5](P224）则都进一步直接认为人们“倾向于逃避构成自己本质的自由”是由于“对孤独的恐惧，”杨春花综合了两派看法认为是不安全所导致的孤独引起了逃避自由，[6](P147）但除郭永玉外，上述作者均未就此展开论述。本文倾向于认同杨春花的“孤独观”而不是郭永玉先的“不安全观，”但仍拟在郭先生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重新作出全面系统的文本解读，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探讨与共鸣。 按照学术规范，我们在解读某观点之前必须对与之相关的基本范畴加以定义并对其语阈给予廓清。那么具体到本文，“在明确现代人逃避自由之前，有必要先说明弗洛姆所理解的自由之基本涵义，”[7](P144）否则，就不需要就此话题继续讨论下去。卢梭曾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8](P8）弗洛姆亦藉此将自由分为理想的积极自由和现实的消极自由两种。前者是指人自由自在的自发性活动。在此状况下，他一方面“不但不孤独，而且与世界、他人、自然融为一体，”[9](P333）足以消除自然及社会强加的外在束缚；”另一方面，“他的智力、情感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10](P11）能够摆脱内在的匿名权威。欲达此目的，个人需要爱每一个他人和创造性的工作，国家则需实施计划经济制度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由于积极自由作为学术理念和政治口号过于理想色彩以至于“这一真正的自由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实现过，”[11](P81）更不至于被逃避，因此本文重点讨论“消极自由。”弗洛姆的消极自由是指人作为存在物从自然统治以及教会、国家和道德等社会权威的外在束缚中摆脱出来。那么弗洛对此是否认可呢？答案是肯定的。弗洛姆说：“人类的存在与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分的。我这里所讲的自由，不是在‘自由自在’这一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二是在解脱这一消极意义上的自由。”[12](P50）质言之，弗洛姆在此明确指出人们要逃避的不是积极自由而是消极自由。那么对于这一存在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郭先生的理解同样是十分正确的，他认为弗洛姆“没有说明他所说的自由是什么，但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是在最日常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即自由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也就是按自己的意愿去想去做的可能性。”[13](P104）确实,弗洛姆也是如此表达的，他说：“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14](P39）具体地讲，弗洛姆的消极自由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之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个体化：“年岁越增……儿童在身体、情感以及精神上日益强壮，在所有这些方面，强度和活力都增加了。同时，这些方面变得越来越协调，由个人的意志和理性指导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发展起来了。假如我们把这种有组织和协调的人格整体称为自我，那么我们就能够说，日益发展的个体化的过程的一个方面，就是自我力量的增长。”[15](P46）二是人之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个体化。弗洛姆说，“渴望新自由的被压迫者，向维护特权的人们发动了争取自由的战争……尽管充满着曲折和反复，自由还是通过战争而获得进展。在这些战争中，许多人抱着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舍生取义，这是对他们人格的最好维护……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作者注）的结束则意味着自由的最终胜利。当时，民主政体强化了心的民主政体取代了旧的专制政体。历史似乎正在说明人类能够自治自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民主、宗教自由以及私人生活的个人主义等原理，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与此同时，似乎已使人类相信自由即将实现。束缚一个接着一个被解除，人已推翻了大自然的统治，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人已推翻了教会的控制和专制国家的主宰。消除外在的统治似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达到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一目标即自由——作者注）。”[16](P14-15）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弗洛姆存在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和郭永玉先生所理解的“日常意义”上的自由是基本一致的。 廓清了自由的定义以及语阙，下边让我们看一下“（消极）自由—不安全—逃避（消极）自由”这一系列反应能否发生。在总体上消解“自由悖论”前，让我们先认识并承认另一个同类即安全悖论。因为按照常理，随着个体化过程的日益发展即自我力量的不断加强，个人安全系数是成正比例增长的。但是安全悖论却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