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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是领导者的引擎一个人想不想进取，愿不愿意追求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肯不肯学习，能不能战胜困难和挫折，决定于他的原动力。个人的使命是这个原动力的引擎。使命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定位，对社会所负责任的承诺，是他对生命的交代，就像艺术家的使命是创造美，教育家的使命是用真理武装下一代。使命是自己的选择，是自愿的选择，不可能自外部强加。如果自己没有要求，外力很难勉强，你若不想攀登高峰，别人不能把你抬上去。要进行领导修练，应该先从个人的使命着眼。我们之所以将使命放在首要地位，是因为它具有根本的、方向的意义。“使命”这个词用得不多，却是普遍存在。政党、政府、公司、组织都有自己的使命。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界定的使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为人民服务。江泽民与时俱进，他提出的“三个代表”的主张，是新形势下共产党对使命的重新认识。正是因为“为人民”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才受到拥护。一些党员和干部腐败，为自己谋私利，有违成立共产党的初衷。这个现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它的蔓延，会颠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改变这个党的性质。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使命的根本意义。政府也有使命。政府是管老百姓的，还是为公民服务的？这就是使命问题。我国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是政府使命的转变，从管治转向服务。我们的地方政府只抓GDP，罔顾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热衷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各种原因，其背后必定有对其使命的误解。改革以来人们投诉最多的两个领域，一是医疗卫生，二是教育，这和使命的混乱不无关系。国家的大学和医院，原先是公益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应变成以盈利为目的，或是公益和盈利参半？使命问题不解决，定位不准确，方向的偏离是必然的。药捡局的局长郑筱萸玩忽职守，部分的原因是他错误地理解了这个政府部门的使命。药检局的使命应该是保证公众的用药安全，这就要求它对药品的研制、流通、使用的过程进行严格的监控。可是他们将“帮企业办事，促经济发展”当成使命的一部分。最后造成药品市场混乱，实属必然！个人也有使命，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它。人们的使命形形色色。中国传统上，丈夫要养家活口，妻子应相夫教子，这是为丈夫和妻子规定的使命。我们在父母面前和在子女面前说话做事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情势下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做父亲的要像父亲，做老师的要像老师，这是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做父亲或为人师表的使命。说自己是“老百姓”或“普通群众”，则否认自己承担社会使命，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开脱。我们最初出国时，手头再拮据，也要置办西服革履，女子更是打扮得光鲜，为的是不给中国人丢脸，因为我们自以为代表中国人，承担着维护其尊严的使命。有什么样的使命感，就有什么样的行为。社会人物通常有很强的使命感。丛飞以扶助穷人为己任，资助不幸孩子的责任感使他无视死亡将至，尽管没有任何遗产留给妻女，仍然要借钱帮助那些孩子们。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句看似平常的话，份量重于泰山，内涵深似沧海！这是邓小平为自己规定的历史地位，也是他为自己选择的严肃的使命：以天下为己任，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超然于宠辱、衰荣、权力、地位，到达无我的高尚境界。使命的崇高在于无私。中国的古训中有“大志”。所谓大志，就是把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当作自己生命的追求，这是个人目标同集体目标最完美的集合。自私的目标，在中国从来都受到鄙夷。脱离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志向被认为是野心。让他人服务于一己之私的领袖，可能成功于一时，必将被唾弃至永远。领导行为是有益于他人的高尚行为，真正的领袖是无私的。领导者必须以社会责任感作为自己的使命的基础。我们提倡崇高，不仅出于道德的考虑，它也是实务的需要。崇高的目标是领导者动力的源泉。这就是领导者能自我激励，不需要外来鞭策的原因。在一时一事上起领导作用，不难办到。如果要持续起领导作用，成为领导型人物，则离不开崇高的、强烈的使命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用道德的力量呼唤跟从者；才能在混乱中保持清醒，专注已经选择的方向，不为潮流所左右；才能将成功建立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上，不心存侥幸，投机取巧；并且不断进取，将每一个目标的终点变成新目标的起点。领导者没有别样的选择。那些没有清晰使命意识的人，他们也努力工作，也学习，也想提高能力，但是没有方向，力量用不到点子上。他们为自己树立的标准也低，“把工作做好”，“让领导放心”，“不出问题”，是许多人自问无愧的口头禅。即便有目标，也容易因为短期利益、世人的反对、困难和挫折而放弃。他们感到人生无常，于是经常将自己的未来像押宝似的押在机会和际遇上。领导者选择自己的使命时，应该挑战自己，追求崇高。人，有无限的潜力。如果不能充分地发挥我们的潜力，对社会来说，是极大的浪费；对于我们自己，则留下了遗憾。如果我们能跑第一，结果只拿了第二，尽管有银牌，不算成功。能行千里，只走八百，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辜负了我们得到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