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传统诗词发展的当代困境.doc

“ 并存”不等于“共荣” ——浅析传统诗词发展的当代困境 摘要：以张中宇先生的《传统诗词样式对现代新诗的影响》一文为基础，反思传统诗词发展的当代困境。根据“反映论”原理，从社会历史语境变迁对诗词创作的影响这一个方面进行探讨，浅析传统诗词与现代新诗“并存”但不“共荣”的尴尬境地。 关键词：传统诗词 当代 发展困境 “整体观察整个古典时期，可以发现中国诗歌基本上是多样并存、各体竟相发挥作用的格局”[1]固然没有错，但还是应该看到即使是“多样并存”也是有主次之分的，要不何来“唐诗、宋词、元曲”之说？但唐诗、宋词、元曲并不意味着唐只作律诗，宋唯有词，元只唱曲，而是旨在说明各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最富有代表性的主体文学样式。诗词多样并存但绝非等同于它们各体俱荣。 平民意识与通俗走向的“重创”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20世纪诞生了中国的白话新诗。由于它是“在剧烈变化时代于短期内猝然实现”[2]的，经历了文言与白话的巨大转换，因此也就“导致中国新诗缺少一个新、旧诗歌体并存，有利于新诗吸收、消化既有诗歌成果的必要过程和新、旧诗歌的衔接过程。”[3]由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和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4]而源于欧洲18世纪的文化思潮的启蒙主义又体现着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和“具有平民性”的特点。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这一运动性质就决定了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极力批判。革命的热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理性，没有发挥鲁迅的“拿来主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是采取了一概否认的偏激行为，尽管它很迅速、彻底的适应了时代巨变的需要，但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高扬现代性而忽视传统性的文化断层局面。 陈独秀在《文化革命论》中提出了“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国名文学；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矛盾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5]由此看见，五四文学是在主张平民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涵也就是平民主义。然而传统的诗词样式，尤其是与人们联系颇为紧密的诗词是具有”贵族气”与“文人味”的。雕琢字词，隐匿情感，严格的韵律、词牌格式，都是传统诗词与平民百姓保持着距离。即使是律诗繁盛的唐代，作诗的主体也仍旧是一班文人墨客，平民没抒情的空间也不具备抒情的条件。“推敲”太难，格式太严；在看“凡有井水处，皆能哥柳词”的宋代，词较之诗歌形式更加自由灵活，但由于“古典时期注重传统文化环境，因此古典时期的新诗大多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出现，将古典诗歌作为了一种重要的现实参照”[6] “新诗”争取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带有主流的色彩，仍旧抹不掉创作者与接受者间的身份差异。（当然也不能否认新的诗歌样式的出现所带来的积极的影响）因此种种，传统的诗词样式就不能在满足革命后的时代需求了。 诗歌样式本事人所创造的，但随着诗歌不断发展，反而要人去克制情感与浓缩语言去适应这一创造物，此时诗人与诗词样式的关系（用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就犹如时装模特与衣服的关系。时装模特把自己有血有肉的身体练得雕像一般冷漠，让面孔尽量定型为面具，然后迈出机械的步子走向前台，以一具具美丽的行尸走肉为换不尽的时装撑起旗杆。衣服本来是要装饰身体的，模特的职业却把身体弄成了衣服的附庸。传统诗词样式亦如此，诗人创作诗歌，中规中矩，不知是该形容为“作茧自缚”，还是“削足适履”？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存在着相当大的依赖性。而中国近代语言有两个走向，“一是通俗化，一是近代化”[7]。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完成了语言通俗化的过程，而语言的近代化则体现为随着近代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名词和新词语，以及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而形成的的外来语，然而这些正如梁启超所说：“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变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拿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8]古代词语是无法表示新概念的。语言本事诗歌的载体，古朴、典雅的文言词是传统诗词的血肉。然而面对新时代、新世界，人们有了新思想却再也找不到与之相应的的文言词，再怎么“推敲”都只是枉然，没有了血肉便也就不再有躯体的存在了。即便勉强用上也是文白间杂，算不得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古诗，不仅失去了古诗的韵味而且毫无美感可言。时代、思想文化环境的变迁尤其是社会的重大变化必将产生新要求，而这也就包含了对新的文学艺术样式的需求。“平民意识”的强化，使得一身“贵族气”的传统诗词不再受亲睐而渐至冷淡。市民的文化需求是通俗化的，典雅的古典诗词难于写也难于懂。根据“艺术生产论”，文学创作到读者接受的过程就是制造商品到商品消费的过程。传统诗词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