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清期间民间说唱艺术发展.doc

浅析明清期间民间说唱艺术发展 说唱艺术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可单口说唱，可多口说唱；可乐器伴奏，可无伴奏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30多个民族拥有80余种说唱形式，它们拥有独立的音乐唱腔体系、特殊的唱词押韵方法、不拘一格的表演手法，极具艺术魅力。但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大部分说唱形式和曲目已经很少为人所知，有的甚至已经濒临消亡的边缘。明清时期的说唱音乐作为民间广泛流传的艺术形式，继宋元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存有的二百多种民间曲艺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鼓词、弹词、牌子曲三类。鼓词是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种说唱音乐，它的产生和宋元的鼓子词和词话有一定的联系。鼓词之名，明代已有。最早使用此名的是贾凫西，他作有《木皮散人鼓词》，是一部较好的鼓词作品。现存最早的鼓词传本是明万历、天启年间刊印的《大唐秦王词话》。鼓词早期作品规模较大，清中叶后，为了适应市民的欣赏趣味和各种演出场地，鼓词逐渐趋于小型化，出现了从长篇鼓词摘取部分精彩唱段的“摘唱”及演唱短篇故事的“段儿书”等形式。鼓词的唱词为七言或十言句，句式非常灵活，伴奏乐器主要有鼓、拍板、三弦、琵琶等，其中鼓、板等乐器由演唱者自己演奏，以掌握节奏。鼓词的演出形式，近人徐珂《清稗类钞》有所记载：唱鼓词者，小鼓一具，配以三弦，二人唱书，谓之鼓儿词。亦仅有一人者，京津有之。鼓词在流行过程中与各地方言、曲调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说唱艺术——大鼓。大鼓一经产生，就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发展之势非常迅猛，至清代末年，各地流行的大鼓有十余种，著名的有西河大鼓、梨花大鼓、安徽大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等。这些大鼓多以流行地区而得名，并因地域关系所形成的语言、曲调的差异，在唱腔上各具特色。京韵大鼓，又称京音大鼓，清末产生于河间、保定一带，是河间调和子弟书的合流。在它的形成过程中，经过胡十、宋五、霍明亮、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等数名艺人的改革与创新，在清末风行一时。京韵大鼓的唱腔吸收了京戏的发音吐字方法和其他民间音调，伴奏除鼓、板外，加入三弦、四胡等乐器。其唱词以七字句为主，也常用八字、十字、十一字等句式，另有衬字、嵌字、嵌句、垛句的变化，唱腔属板腔体结构，有起板、平板、挑板、垛板、快板等板式，表现不同的情绪。表演时，一人站唱，自己击鼓、板，以唱为主弹词主要是流行于我国南方的一种说唱音乐，也叫南词、文书、评弹等。弹词的产生可能和宋代的陶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也用陶真代替其名。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道：“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清李调元也有“曾向钱塘听琵琶，陶真一曲日西斜”之诗句。元末已有杨维桢的《四游记弹词》，明清时弹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江南民间广为流传。传统的弹词作品多为长篇，目前所见的传统弹词曲目，著名的有《珍珠塔》、《三笑》、《玉蜻蜒》等。弹词在清代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涌现出许多著名弹词艺人。乾隆时的王周士，精湛的演唱技艺博得乾隆皇帝的青睐，封他为七品京官。嘉庆年间有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士珍弹词四大家，清人马春帆称四人“好功夫”。同治年间又出现了四位著名弹词家：马如飞、姚似璋、赵湘舟、王石泉。众位名家中，对曲调创新成派更有影响的当属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三人。他们分别创立了“陈调”、“俞调”、“马调”，三派唱腔，各具特色。陈调苍凉粗犷，适应老生、老旦演唱；俞调宛柔细腻，适于花旦、青衣所用；马调质朴雄健，擅长表现激昂愤恨的情感。三调对后世弹词唱调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各派的唱腔风格，清文献中有清楚的记载，黄协坝《淞南梦影录》云：弹词有俞调、马调之分，俞调系嘉、道间俞秀山所创也——宛转抑扬，如小儿女缘窗私语，喁喁可听，马调则率直无余韵，咸、同间马如飞所也。牌子曲是在明清民间小曲基础上，继承宋元唱赚、诸宫调的传统发展而成的说唱音乐，又称清曲、清音、曲子等，其特点是将各种曲牌按一定形式连接成套曲来演唱故事。牌子曲在我国南北方都广为流行，至清末北方有京津的单弦(八角鼓)、山东的辽城八角鼓、河南的曲子、甘肃的兰州鼓子、青海的青海赋子等；南方有扬州清曲、湖北小曲、四川清音、广西文场等。牌子曲的内容题材广泛，大多根据历代的传说故事、小说、 戏曲等改编而成。其唱腔主要以同宫或不同官的若干曲牌连缀而成，音乐表现丰富，结构多由曲头、曲尾、中间插入各种曲牌组成，常用的曲牌有《银纽丝》、《寄生草》、《剪剪花》、《叠断桥》、《满江红》等。演出时一般由一人演唱，也有多至五到六人的，流行在北方的牌子曲伴奏乐器多以三弦为主，南方的则以二胡、扬琴为主。　明清说唱音乐十分丰富，除上述的鼓词、弹词、牌子曲三大类外，琴书、道情等说唱形式也风靡城镇、乡村。如为人熟知的有浙江道情、湖北渔鼓、江西道情、山东琴书、安微琴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