烨烨震电不宁不令.doc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我眼中的战国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川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这段选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文字经常被引用来描绘春秋战国的那段饱含热血、刀兵闪动、铁血大争的岁月。在剧烈动荡的华夏大地上，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战争、变革，自由奔放，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奠定了中华民族此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基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并指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是一个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期，在这一时期中，世界各主要文明的主体相继生成。而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这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时期，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内涵的滥觞，它注定将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上一轮耀眼的明月，在人类文明时代探索的黑夜里带来永恒的令人温暖的光芒。 战国时期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最耀眼的一环？ 在我看来，更多的应该是因为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和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在变革和碰撞中，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放飞和张扬，造就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政治体制和至今尚对中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思想。七大战国的连绵征战，迫使他们不得不砥砺自强，关注国家经济军事的发展，寻求建立更为优势的国家政治体制机制，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满足国家征战的要求，保证自身的生存。诸侯需要更为丰富的思想，需要更为实用的治国纲领，需要大批经天纬地之才来改变自己的落后现状。在这样一个务实的时代，法家以其独有的严谨冷峻和实用性，自然地适应社会的现实需要而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引领着战国变法大潮、书写着战国时代的辉煌。而这些变法和改革，无疑就是战国时代文明光辉中最闪亮的部分。 战国时期的变法，自魏文侯时期的李悝变法起，相继有楚国吴起变法、齐威王改革、赵烈侯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燕国燕昭王变法等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而在其中成就最为突出且最为成功的无疑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然太史公何其不公也！ 在《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中，有这样的评价：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在这里，太史公俨然把商鞅作为一个刻薄、心怀鬼胎、对权力孜孜以求、薄情寡恩的代表加以刻画。然而就实际而言，商鞅无疑是一位何其伟大的人物！ 既然《商君书》已经很清楚地记述了法家的治国纲领，那么就以太史公点名批驳的《开塞》《耕？（农）战》两篇作为例子，先来对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一派做一些简单的论述。 《左传》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对国家大事的评判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然而，在历经战国时期的动荡战乱中，人们早已认识到国家的根本并非“在祀与戎”，“民生”已经成为国家统治者必须看到的深刻而现实的问题，中国历来就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言论，而中国最早的“民本”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孟子·尽心（下）》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这很明确地反映出了当时儒家思想中的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与此同时，军事也是国家内部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外事不宁，内事何安？在农耕文明时代，民生就意味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耕水平的高低；军事的胜利则是保证农业正常发展的基石。而据《商君书·农战》载：“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为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在这段话中，法家将农事和战争列为国家盛衰的根本，要求农民务于农战，废除“巧言虚道”，虽然体现出了深厚的愚民思想，但是也毕竟以其实用的政治手段，解决了当时国家最需要解决的两项内容。 “……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 “……夫民众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 《商君书·农战》中，这几段文字，则深刻地批判了国家腐败、官僚风气盛行、浮夸而不务实际的行为。这些我们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都深切体会到的政治弊害，都被法家明确地指出并试图解决。这些贯穿在人类政治历史中的问题，直至今天也是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未完全解决。前苏联时期，苏共内部的腐败和浮夸，忽视人民民生改善和人民切身利益的行为就已经成功地为曾经世界上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自掘坟墓。然而，在两千年前，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解决的法家志士们，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