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橡树》女性主义姿态.doc

《致橡树》女性主义姿态 　　 千百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女性一直是以“第二性”的身份被置于边缘的地位，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的无权状态。“妇女在父权制中是缺席的和缄默的。”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男耕女织”使男女之间逐渐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于是，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完全成为男子的附庸 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自觉地从女性视角去审视女性的生存困境，其《致橡树》等名篇宣扬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与先进的性别文化观念。《致橡树》，可谓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宣言，它深情抒写了一种平等、和谐的爱情观的同时，重建了一个理想的“双性同体”的世界，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诗歌开篇，就否定了两种浅薄的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摈弃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话语：“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前者是攀龙附凤型的功利女子，后者是丧失主体个性的痴情女子，“我”都不愿为之。此外，“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不够！”阐发了“我”不愿依附于“你”、不愿一味地付出而没有自己的追求这样一种情怀，单就该意识而言，就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理想的女性始终被视为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创造物。”对此，吉尔伯特和格巴尖锐地批评道：“自我牺牲精神并非是一种高尚精神，它是死亡的一种表现。缺乏故事的生命，如同歌德笔下玛甘泪的生命那样，实际上是一种死亡的生命，生命中的一种死亡。祈祷纯洁的理想，最终只能召唤天堂和地狱。”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19世纪前，男性作家笔下布满了陷阱，他们所塑造的女性不是“天使”，就是“妖妇”。所谓的“天使”是虚无缥缈的温柔美丽的女性形象；所谓的“妖妇”则是拒绝无私奉献的能够独立自主的女性。这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隐藏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歪曲与压抑 《致橡树》中，不做“凌霄花”，不做“痴情的鸟儿”，不做“泉源”，不做“险峰”，“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换言之，“我”和“你”之间必须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在传统观念中，女性是“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性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她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木棉”作为与“橡树”平等地站在一起的“树的形象”，无疑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女人只是男人的消极孵化器”、“女人与奴隶是同为一类的”、“男人天生高贵、女人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等论述的彻底否定，是对男主女次、男尊女卑的二元论思想的颠覆！“我”不是作为社交的、家庭的、被征服的性的角色出现，而是作为社会的、职业的、独立自我的角色出现！ 在肯定女性的独立人格和女性价值的同时，舒婷并未否认男女的性别差异：“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代表男性的“橡树”充满着阳刚之气，“铜枝铁干”凸显男性的英武雄姿；而代表女性的“木棉”则洋溢着阴柔之风，“红硕的花朵”展现女性的艳丽风采。作家既看到了两性间的差异，又认为两者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相互融合的、互补的，这就是其深刻之处――“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该话语打破了传统的性别等级秩序，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在这种理想的境界中，两性“和而不同”，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体现其充满活力的存在，从而建构了一种与“阳具中心主义”相对的“同中心主义”的女性话语 可以这么说，舒婷在《致橡树》中所抒写的爱情观、人生观的理论触觉不仅伸向了父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还推广到对于一切“压抑”的反抗，以及对于被压迫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阐释，从而把女性从父权制话语的压抑下解放出来，颠覆了男/女的二元对立，否定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霸权统治，营造出了女性的“自我认证”的大氛围，具有十分深远的社会意义与人文价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