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爱情诗――读邵丽诗集《细软》.doc

一个人爱情诗――读邵丽诗集《细软》 　　读邵丽近期的一些诗作,耳边总是响起一个声音,这声音来自中国古代的汉乐府《上邪》。在中国古代为数并不多的爱情诗中,这当是在后世流传较广的一首。究其原因,也许就在于这种呼天抢地的爱情表白的直接与强烈。读邵丽的诗而想到汉乐府中的《上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邵丽的诗给我留下的印象与这首《上邪》很是相似。因为有了如此的印象,我想起了当今诗坛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本在我的思维空间里存在过,也正存在着,但不怎么成形。因为有了对邵丽这些诗作的阅读,这些问题也就逐渐清晰起来。 邵丽的这些诗,可谓是地地道道的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抒情诗。这些诗在表达诗人的感情时,强烈、大胆、天然、毫无掩饰,除少数篇章使用了较为简单的艺术修饰外,几乎所有诗篇都是直抒胸臆。诗人胸中的情愫可谓倾泻而出,且直达诗人的抒情对象。“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你/天空澄明池塘开满莲花/那微微的爱的疼痛/在每一声的呼吸里/和着我苦难的幸福/爱上你只是我的一次脉动/可千万人的丛林里/我到何处寻找另一个你/请别让我哭泣/我是你新生的孩子/是你大草原里的羔羊/我已经习惯/在你的注目里/沉鱼落雁/请别让我哭泣”(《请别让我哭泣》)。应该说在今日诗坛,是较少能读到这样直截了当的诗作了。在当今诗坛,不少人认为,诗与抒情,已经是一个不够“深刻”的话题了。诗可以“理性”,因为理性可以走向“深刻”;诗可以“非理性”,因为非理性可走向前卫或先锋。可以荒诞,可以去情感化,可以下半身,总之,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个人化”手段颠覆前辈诗人或在自己之前的诗人创造的一切,但就是不能采用诗坛那些已成为传统或即将成为传统的东西。我并不反对“诗与创新”这个命题,也并不怀疑不断地颠覆与诗的创新之间的关系与意义,更是理解“个人化”的选择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可能成就其创作个性的重要价值。至于“非理性”与“理性”的介入,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的重要价值,在我看来,那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诗有多种可能,或者是,诗有无限种的可能。惟其如此,诗的创造性本质才能显现,诗人的创造性方可实现。古人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今天,我们可以说,诗不止兴观群怨,还可以“思”,还可以“命名”。也许,我把“思”与“命名”和“兴观群怨”并行论述并不合适,我只是在说,对诗的认识是可以多方位的。那么,创作呢?创作更不能是惟举一格。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的情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确定了诗必然是多元并存的。基于如此认识,我认识到了邵丽直抒胸臆诗作的特色与价值 在邵丽的诗作中,大部分是爱情诗。在当今诗坛,这样公开出版或者发表的爱情诗也为数不多了。我想,爱情诗作也许并不会太少,但在今天这个奢谈爱情的时代,这种纯粹的爱情诗当然也就“不宜”公之于众。然而,一个不谈爱不言情、没有爱情诗的时代是不正常的,甚或可以说是悲哀的。爱是什么?爱是心底的暖流与心尖的疼痛,是站在纷杂的现实对于纯净天堂的遥望,是生存的勇气与基石。“从你爱上我的那一分钟起/爱情与生命就/铸成一个浑圆”(《无极》)。就我的记忆而言,我不会忘记,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情感冬季的人们,在80年代初读到舒婷的有关“爱”与“爱情”诗作后,是怎样使自己丰富复杂的人性渐渐苏醒过来的,不会忘记舒婷的“爱”与“爱情”是怎样温暖了那个时代。我知道,那是一种“大爱”,昭示着一个“大写的人”的站起,也标出了那个时代作为一个人的高度。在她们背后,是一个以狂热为表象以冷酷为核心的残破时代的影子;在她的前面,则是一个春水在残冰下涌动的大地。爱,成了向旧时代告别的宣言,也成了向新时代进发的旗帜。而今天,我们也许无须再用“爱”来“微言大义”了,也无须再用“爱”作为反封建的大纛,更无须再用爱来作为挣脱枷锁的武器。但是,当爱失去“革命” 对象之后,难道我们就不需要爱了吗?邵丽的爱情诗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爱,还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细软”,成为一个人包在包袱皮中、藏在匣柜之中那些珍贵的东西。在这些爱情诗中,那些被诗人有意彰显出来的社会现实价值淡化了,但个人化的情愫却因此得以强化。“你说/你是种庄稼的好把式/那就再种一个我好吗/我不在意长成/麦子玉米或者蔬菜/但我必须是/长在你心田/最中央的那一棵”(《心愿》)。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情本来就是个人化的东西。让爱情回到个体,也许正是她本然的去处。由此,我们也许更能感受到爱情诗作为纯粹爱情诗而存在的本体价值 抒情诗靠的就是抒情,情就是其核心价值,爱情诗就是倾诉爱,爱在诗中得以纯然而本然。“我心中这样想/我就这样写下来给你”(《纯》),而且就这样写下来倾诉,依然“有坚硬的壳和细密的纹路”。这就是邵丽的诗,也是邵丽这个人。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博友在一篇博文中的一段话:“该娱乐的归娱乐,该凯撒的归凯撒。如果你活在当下,并且拥有属于你自己的更真实的意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