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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忘却精神资源――俄苏文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 　　俄苏文学今天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已不是令人亢奋的话题。它的辉煌与魅力似乎停留在了遥远的记忆中，随着当年理想主义光环的渐渐黯淡而退缩到记忆的角落。不过，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产生30年之际回顾这段文学发展历程，却又无法对俄苏作家当年的影响视而不见。这是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与上世纪初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相似，30年前新时期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也离不开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的影响。但与五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尽管朦胧诗创作、先锋戏剧探索（如《车站》）、现代派小说技巧尝试（如《蝴蝶》）已经显出当代西方文学的浸染，但不可否认，新时期文学的起步阶段，俄苏文学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当代西方文学更广泛的引入，中国作家对俄苏文学的热情便逐渐消退 中国新时期文学之所以会在其发端之际自觉地接受俄苏文学是有客观原因的。新时期文学是在“文革”几近荒芜的文化沙漠上发端的，加上长期的文化封闭，使新时期文学在其开始阶段可借鉴的文化资源极其有限。“十七年”文学便成为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觅求发展的基石。而在“十七年”间，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俄苏文学是惟一对中国作家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外国文学，其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热度，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如王蒙、从维熙、陆文夫等人的创作中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由于“十七年”间俄苏文学在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故在“文革”期间，它在中国便又遭遇到了超乎寻常的“冷”，俄苏作家几乎是“文革”期间遭到批判最严厉的外国作家。历史的变化往往具有喜剧性的荒诞滑稽感。新时期文学在“文革”的文化废墟上崛起，在反思“文革”、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下，它几乎别无选择地将目光又投向了“十七年”，于是刚被打入冷宫、遭到极端贬损的俄苏文学在中国一时间又迅速地“热”了起来；刚被批为“修正主义毒草”的俄苏作家在中国一时间又迅速地成为“重放的鲜花”，被中国新时期作家自觉地重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短暂时光里，俄苏作家在历史独特的逻辑演变中实施着影响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其发展之初将目光投向俄苏文学，其必然性还取决于更为本质的两个原因 第一，自五四新文学将目光首次投向俄苏文学之日起，在文学“为人生”理念的驱动下，中国现代作家自觉地师从俄苏作家，至上世纪50年代罕见的“中苏蜜月”期间，这种师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近半个世纪的借鉴乃至模仿，逐渐使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审美情趣、习性和方式都留下了俄苏作家的痕迹。这在上世纪50年代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当中尤为显著。审美情趣的相投是中国当代作家在新时期之初自觉地借鉴俄苏文学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中国新时期文学与苏联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解冻文学”在产生背景和原因以及特征方面都有明显相似性，故有学者将其称为中苏文学发展历程的“错位对应”。“解冻文学”因其彰显的人道主义情怀、坦诚的批判意识曾对1956年至1957年间的中国文坛产生过不小的冲击力。但这股强大的影响力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骤变而迅疾消逝，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又“错位地”对新时期作家产生了真正的影响。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作家迎来了自己的“解冻”时分，苏联“解冻文学”的精神资源在中国文学的“解冻”之日自然显得弥足珍贵和亲切。中苏两国这段历史演变轨迹的“错位相似性”，促成了新时期作家自觉借鉴苏联作家的内在动力 由此，俄苏文学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完成其最初拨乱反正的使命提供了直接帮助：恢复人道主义传统，找回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崇尚对人的尊重、对真实的揭示、对真理的追求、对历史的反思……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努力恢复五四文学传统的过程中，正是这些价值倾向构筑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繁荣 无论是“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所谓“改革文学”，其中艺术成就大小不一、内涵深浅各异的作品无疑在当时构成了新时期前期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线。而维系它们恒定文学史价值的，抑或是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抑或是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抑或是其历史责任感。所有这些精神取向，都令人想起俄苏文学，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苏联文学的熏陶。爱伦堡的《解冻》、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田德里亚科夫的《六十枝蜡烛》、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等中国作家耳熟能详的苏联文学作品以它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对公民责任感的讴歌，引起了身处极为相近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共鸣，在他们构筑自身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审视话语过程中，这些苏联作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启迪。同样，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当代苏联军事题材小说也以其人道主义情怀对新时期中国军事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