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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地区更生保护社会组织成功案例探析及借鉴 　　摘 要 台湾地区社会组织参与更生人保护工作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现已创建了多种成功的运作模式，为台湾地区更生人保护工作作出了应有贡献。台湾地区更生保护社会组织“赶路的雁”接纳出狱人共同生活，基于家庭的生产、陪伴、教育、保护等功能帮助、辅导出狱人适应社会、重返社会的“家庭式” 运作模式，效果明显，成效卓著，深获台湾地区各界赞许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赶路的雁”和在“赶路的雁”成功复育的出狱人麻吉的采访案例的分析，为大陆出狱人保护社会组织启蒙阶段提供借鉴 关键词 出狱人 保护 社会组织 社会适应 作者简介：肖立尧，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2.024 对出狱人进行必要的社会保护是出狱人重返社会程序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不仅是避免出狱人因为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而产生逆反心理，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文明与民主进程的一个标识。因而，对出狱人保护工作越来越被各国所重视，呈现出发展的态势。一般认为，对出狱人的保护源于1776年美国宾州的怀斯特（Richard Wister）所创办的“费城出狱人保护会（hiladelphia Society for distressed prisoners）”对出狱人所实施的善举，源于民间，是社会组织①发起的。200年后，出狱人保护思想融入了犯罪预防、社会救助的观念，国家出于自身的需要才介入其中发挥作用。由于社会文化基础不同，国家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在个体主义文化影响较深的社会，社会组织发挥主要作用，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而在群体主义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则是国家发挥主要作用，如德国、日本等。但不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国家发挥主要作用，社会组织由于没有任何权力色彩和强制因素，完全以仁爱互助之心参与出狱人保护，对于促进出狱人回归社会都发挥着特殊作用，是出狱人保护责任主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缺之不可。但由于我国的出狱人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保护制度还不够完善，虽然在各级政府部门推动下，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了出狱人保护事业，但现阶段社会组织的参与度远远不够，目前的社会力量主要还是半官方的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真正“草根”的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并不大。为鼓励社会组织参与这一工作，促进出狱人保护社会组织的建立、发展，采取借鉴其它国家或地区成功的出狱人保护社会组织运作模式，在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出狱保护工作的启蒙阶段，不失为有效的方式 我国台湾地区对更生人②的保护已有40多年的历史，其采用的是所谓“民间主办，政府监督”的更生保护模式，即更生人保护事业的主体是社会组织，政府基本上只从宏观上设定规则对其进行指挥和监督，具体的辅助被保护人的任务仍然由社会组织完成。政府从法令、资金、文化等诸多方面给予社会组织以扶持，来促进其参与更生人保护事业。因此，更生保护社会组织在台湾地区蓬勃发展，运作模式多样、数量庞大，除政府授权的代表官方负责更生人保护工作的“更生保护会”半官方社会组织外，仅在台北从事更生人保护的社会组织就有531个，数量居首，占社会组织总数的13%，其中较为成功、影响面较大的更生保护社会组织为“赶路的雁”协会 一、社会组织“赶路的雁”与吸毒更生人麻吉 （一）社会组织“赶路的雁” “赶路的雁”全名为“社团法人中华赶路的雁全人关怀协会”，顾名思义，雁群在飞行时会持续发声来互相鼓舞，如果有雁生病或受伤脱队，会有两只雁陪伴她，直到康复。“赶路的雁”成立于2003年，创始人是台湾刘昊、林云敏夫妇，他们从开放原有家庭开始接纳第一批更生人起，截止到2015年底，12年间，该协会已经接纳400余位更生人。目前“赶路的雁”内设戒瘾辅导、反毒宣导、共同生活、教育训练、行政管理五个系统。有除理事长及执行长外，协会理事15人、监事5人，另有行政职工7人、戒毒辅导及反毒宣导职工10人。开设有Coast Cafe岸咖啡屋、庭园景观餐厅、手工作坊等企业。“赶路的雁”已是台湾地区更生保护领域社会组织中的领头羊 创立初期，刘昊、林云敏夫妇在台北县淡水镇买下了一个小型的社区作为协会的基地。2004年底，刘昊、林云敏夫妇的家庭一共接纳了7名更生人，加上原有家庭的4名成员，共11人一起共同生活，建立了类似于传统家庭模式的家庭。起初，协会内并没有太多的规章制度，创始人作为他们的临时老师，每天早上八点半到十点会进行一次集体的学习。11名家庭成员在他们的住所创建了自己的餐厅，每一个人都是这里的服务生。周末，老师会带着亲人们出去做一些兼职作?樯缁崾视Φ氖导?。当更生人相互接纳成为彼此的亲人后，他们学会了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承担责任。创始人林云敏在谈及经验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