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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看孔子编辑思想 　　【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编辑家，他在修订《春秋》时表现了丰富的编辑思想，主要包括“垂世立教”的编辑宗旨、“多闻阙疑”的编辑态度和“辞达而已”的编辑要求。孔子的编辑思想对后世编辑工作影响深远，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后人必须认真地加以挖掘与传承 【关键词】孔子；《春秋》；编辑思想 【作者单位】叶晓庆，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简帛文献与战国秦汉神话史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4CZW016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其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开始逐渐下移，社会的下层人士开始有机会接触文化典籍。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开展大规模私学教育的第一人，他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文献知识的传授。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博学于文”，这里的“文”即指历代文献，他希望通过文献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孔子教学所依托的文献主要就是《诗》《书》《礼》《乐》《春秋》等。《史记“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1]。可见，孔子为了教育学生，曾整理文献典籍作为教学资源。根据《论语》《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孔子曾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并将自己的政治思想灌注于“六经”之中。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难有定论，但孔子修订《春秋》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部史书，经孔子修订后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被后世传承与学习。孔子修订《春秋》时所秉持的编辑宗旨与编辑理念对今天的文献编辑工作而言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春秋》“重义”与孔子“垂世立教”的编辑宗旨 孔子在编辑《春秋》时十分“重义”，试图通过《春秋》来宣扬家国大义，推行社会政治教化，从而达到构建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孔子编辑《春秋》时是有着明确的编辑宗旨的，那就是“垂世立教”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纷起争霸，战乱频仍，传统的礼乐制度遭到极大的践踏与破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在一般的文化史或思想史叙述中，这一历史时期常常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面对客观情势，孔子以承续周代的礼乐文明为己任，把重构社会的“大一统”秩序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故而孔子在修订《春秋》时，通过其特定的“春秋笔法”来褒贬是非，寄寓“微言大义”，借此阐扬自己的王道教化思想，并将宗法社会传统的“尊尊亲亲、贤贤贱不肖”的伦理观念加以阐释与发扬[2]，流露出极为强烈的“为伦理而修史”的价值取向和极其鲜明的“大一统”政治倾向 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凡涉及于“尊”“亲”“贤”三者不利的史实，大多采用曲笔的手法，为其遮掩。如《春秋“天王狩于河阳”一事。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领诸侯联军在城濮之战中打败南方的强楚，进而称霸诸侯。随即，晋文公于践土大会诸侯，并将周襄王召来与会，意欲让周襄王承认其霸主地位，此事《春秋》记曰“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三传对?@一记述各有阐释。《左传》记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春秋公羊传?b梁传》记曰：“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春秋?b梁传公二十八年》）《春秋》三传均认为《春秋》未维护业已崩坏的春秋君臣名分，而采用了“为尊者讳”的曲笔手法 可见，《春秋》借事明义，具有极强的政治教化目的。其微言大义的非常之处在于用含蓄微妙的语言，表达了精深切要的政治伦理之义。故而，《春秋》是有着强烈的“为政治而作史”与“为伦理教化而修史”的写作倾向的。诚如曹顺庆所说：“《春秋》微言大义几乎足以将史学变为经学，将史实的记载阐发为强烈的政治伦理意蕴。”[3]这一点，从《春秋》三传关于《春秋》微言大义的阐释中可窥见一斑 《春秋隐公五年》记有“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一事，说公元前718年的春天，鲁隐公准备到鲁国的棠地（今山东鱼台）观看捕鱼。这一看似平常之事，《春秋》为什么要加以载录呢？我们来看《春秋》三传对此的阐释 首先来看《左传》。《左传》记述了隐公大臣臧僖伯对鲁隐公观鱼于棠的劝谏，认为此事万不可行。劝谏理由如下：“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L、夏苗，秋?A、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