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供求关系解读当前变态性暴力犯罪.doc

从信息供求关系解读当前变态性暴力犯罪 　　近几年，变态性的暴力犯罪成为社会当中的一股逆流。河南平舆“1112”特大系列杀人案、北京“615”特大系列杀人碎尸纵火案、以及前不久的马加爵一案，在带给无数受害者家庭痛苦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很大消极影响。据一项统计数字显示，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案率上升到80年代前半期的8倍，在犯罪总量大幅攀升的同时，犯罪类型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除经济领域犯罪、职务犯罪大幅增多外，暴力型犯罪成为当前增长快、引人注目的犯罪类型。”① 媒体作为社会的“探照灯”，有监测社会、沟通信息、整合教育的功能。本文试图借用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的理论，从信息供求平衡出发，在大众媒体的信息供应与受众需求的错位中，解读变态犯罪的信息生态根源。文中所谓的信息供求错位，广义上就是“信息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在本文特指占媒介市场多半份额的信息与占社会人口多半数量的民众的信息需求的错位 宏观层面看媒介市场化初期的资源分布 在媒介走向市场的初级阶段，由于宏观调控不足，以及媒介经营人员对于媒介产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的特殊的市场运作方式把握不准，导致媒介市场重复建设，报刊相对过剩。“目前我国信息市场的供求机制尚未确立，各类信息的供给和需求落差较大，市场上同时存在信息商品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的现象，信息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脱节现象较为严重”。② 信息供求错位的直接表现是媒介资源分布不均衡，即定位于强势群体的媒体日益增多，而聚焦于弱势群体的媒体在市场中越来越少。当前我国社会分层日益突出，按照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多少划分排列我国社会阶层，百分比由大到小依次为：农业劳动者阶层44％，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阶层占22.6％，商业服务人员阶层12％，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1％，办事人员阶层4.8％，个体工商户阶层4.2％，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3.1％，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2.1％，经理人员阶层1.5％，私营企业主阶层0.6％。③从这组数据我们看到，农业劳动者阶层与城市无业、失业者阶层、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阶层总共占69.7％，也就是说我国大多数民众都是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稀缺阶层。而改变自身处境、提高经济地位的关键在于及时获得可靠的信息，因此当前我国媒介市场中存在一个针对资源稀缺群体的信息需求的空档。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媒体当中专门针对这部分群众的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却屈指可数，满足他们生存发展需要的信息市场相对萎缩；而定位于资源强势群体的媒介市场早已转入以买方市场为主的激烈竞争阶段，在相对小的受众市场中拼杀博弈，互相争夺利润空间 按照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当前我国信息流通的失衡以致错位，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必然也有一定的偏差。因此探求信息市场的供求错位，可以看出这种拟态环境（信息环境）与社会现实中的变态性暴力犯罪的关系 微观层面看信息供求错位与暴力犯罪的因果关系 与定位于高端群体的经济信息市场的繁荣成熟相对，定位于低端群体的经济信息供不应求，这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经济的困境构成了变态性暴力犯罪的根本原因。上文已经提到，在我国媒介市场中，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发展信息的媒体少得可怜。在信息社会，信息是生产力中关键的要素，信息不灵通，难以制定生产计划、做出发展决策、改变生存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低收入阶层的困境。经济的困境容易激起人们的不满，因此，一些本来心理有问题的人可能会产生反社会的倾向，导致变态性的攻击性格，最终沦为罪犯。河南“1112”特大系列杀人案的元凶杨新勇从小很聪明，因家境异常贫困，于是辍学打工，一心“想过上好日子”，但在打工的过程中却多次遭遇拖欠工资的情况。可以说，经济的困境是导致其心理严重扭曲并产生强烈报复心理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近几年发生的变态性暴力犯罪的统计，作案人员都是城市低收入阶层、无业者、贫困农民。杀害20余名中学生的黄勇、杀死4个同学的马加爵，都是来自贫困家庭。媒介市场经济信息供求错位，就在于媒体从单纯的市场学视角看待受众需求，忽视了媒介产品的特殊性。事实上，从社会学视角看，受众还有基于利益、谋求发展的信息需求，而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这种需求就更为迫切 媒介市场中过多的反映高收入群体价值观的文化生活场景，与低收入群体的现实处境构成强烈反差，容易造成人的心理不平衡。当前，普及程度最高的媒介――电视，更多发挥的是娱乐的功能，然而电视娱乐节目都是以强势群体的旨趣构建的，它张扬一种以金钱为基础、以消费为中介、以享乐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它的娱乐特性的盲目扩张导致了人类本能欲望的放纵”。④这些镜头与画面的泛滥，使人误以为现实的生活就是如此，就应如此。而弱势群体艰难的社会现实条件，又不可能使他们的个体欲望得到满足，这就决定了这类个体在不同的时间与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