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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进及保障国企改革角度加强企业党建 　　加强和改善国企党建工作，从任务的提出到基层的实践，已实施了许多年，但成效不明显，最显著的例证就是党委主体责任不能有效落实带来的大量腐败和作风问题。不少企业党委的领导弱化了，厂长经理的威权却强化了，以至于出现“人治”倾向，一支笔、一言堂、大事小情找“老板”，正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人治”与社会历史进步的趋势相悖，必然不能长久；对此，毛主席等老一代领导也曾深入地思考、探索过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走出“历史循环论”的方法。“老板”这一称呼也与国有企业的性质格格不入；党的十八以来，这种邪乎的称呼已经开始受到治理。就此，人们不得不问，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前前后后也经历了二三十年，期间“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公司制”、“股份制”等，也算尝试不少，怎么就摘不掉市场竞争力弱的帽子？改革这些年，好改易改的都改了，难点问题怎么就推不动？国企内部存在的问题与党建工作的弱化是否存在关联，又是怎样形成的？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着力点究竟应该放在何处？本文从一个国企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角度，力争找出一些思路与办法 一、对改革定义的再审视 “改革”无疑是当代热词，也是一面无形的旗帜，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意识行为；但说到底，“改革”只是一种推动社会的手段、工具，本身并无固定属性，关键还看这种工具掌握在谁的手里。改革往往源于问题倒逼，而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又都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肇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既非空前、亦非绝后，每个时代均有其推脱不了的课题使命，懈怠必至危亡，革新开辟新路。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时至今日，已经有了再审视、再革新的新课题、新使命；而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各层面的、越来越多的棘手问题，也映证重新呼唤改革的必要和紧迫。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共识正在前所未有地凝聚起来，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继续推进改革，既非过往的延续，也绝非推倒重来，而是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更长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全面梳理，以期努力不再犯或左或右的灾难性失误 二、深刻理解当前改革的缘由 改革源于问题倒逼，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它的最基层组织――国有企业和农村中广泛地体现着。仅从国企而言，市场竞争力不强，固然有社会包袱的影响存在，但其内部的各种乱象，集中暴露出治理结构上的深层次问题；从上到下追逐短期效应，弥漫着“一个人说了算”潜规则，其思想根源在于由“能人”逐渐发展而至的“强人”意识”。屁股决定脑袋，位子多高胆子多大，权力与责任常常错位，使得越来越多本身缺乏真本领的领导也出现了“强人”倾向。“强人治理”必然导致权力不能有效约束，规矩被不断受到破坏，所谓监督日趋弱化，权力日益固化，制度流于形式，深层次腐败无法根绝，这也许正是当前改革的症结 国企“强人”问题的由来。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改革，最初在一大批“能人”的带动下，确实起到了推动经济建设，加快发展的作用。但时间长了，问题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的发展基于“一把手”的能力，各种资源、权力，以至于形象都集中在了极少数人手中，“强人”就此产生。国有企业这种典型的内部治理反映的正是“人治”，又如何保障科学决策、规范用权，如何调动起众多“主人翁”的积极性？如果说“能人治理”在一定阶段还有其利弊权衡的选择基础，那么“强人治理”无论从古今中外的众多历史演义来看，都已证明是一种失败的选择。所以当前国企改革核心问题更确切底说是改革“强人治理”，以确保企业今后发展更巩固地基于法制基础之上 三、国企党建在当前改革中的角色 改革的核心问题既已明确，国有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就应根据党章所规定的任务，切实承担起政治核心的角色，通过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有效推进“全面依法治企”，达到“保障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贯彻执行”的目标。依法治企，重点在决策权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关键在对各级“一把手”的有效监督，基本保障在内部权力架构的相对平衡，总之，不能再出现“强人治理”。这点也正是多年来企业党建成效不明显的深层原因 切实推进决策权由个人拍板到班子决定的转变。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正本清源，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基础在“公”不在“私”，维因如此，党成立至今，始终注意克服封建家长制遗毒；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属性，直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理应区别于私企。站在这个角度看，国企党的组织远非参与到企业决策中即可，而是应当确保决策权始终牢牢掌握在集体手中，切实推行好“三重一大”等决策机制，坚决抵制以执行权代替决策权 切实履行好企业党组织的监督职能。“两个责任”特别是主体责任不能有效落实，既有国企长期以来内部运作不够严肃规范的客观影响，也存在党的组织不敢管、不善管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