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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家及公众互动视角破解转基因科普困境 　　摘 要 以转基因为代表的争议性话题的科普一直以来是科学传播领域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话题之一。为此，科学共同体、科学家、科学新闻记者、意见领袖、游说团体、广大公众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同时在“反转”与“挺转”之间似乎有不可逾越的隔阂，而两派也各说各话，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平等对话的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在于双方所持的观点也难以“中和”。但是科学传播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我们不能抛开具体的社会情境来谈论某个话题的科学传播问题，因而解决转基因科学传播的困境还需要回归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来，同时也要为各利益相关方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和机会，从而让科学的辩论回到正当的途径和渠道中来。本文试图从科学家与公众互动的视角探讨转基因科普的困境 关键词 转基因；科学传播；科学态度；对话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5-0091-03 转基因对应的英文词语是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其直译应为“基因修饰生物”，在国内通常称之为转基因。正式因为翻译的问题，让转基因及其转基因科普被污名化了。因为单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转”具有改变的意思，其结果有好有坏，而“修饰”是为了变更好 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的转基因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第一代产品主要涉及到遗产物质被随机地插入到目标植物的基因组中，但是第二代产品越来越多地利用更加微妙和精密的技术，包括同源转基因修饰，基因组编辑，表观遗传修饰。因而转基因这个术语无法准确地描述一系列当前可以让目?艘糯?变化引入到作物中的广泛技术，比如同源物种的基因转移、精确到植物基因组的定点修饰，以及不改变基础遗传序列的表观遗传修饰。[ 1 ] 近年来，“转基因”多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自2007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已有6次明确提及转基因。其中2007年提出要“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2008年则强调“启动研究”。2009年和2010年为“加快研究，加快商业化”。2012年为“继续研究”。2011年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未提及转基因问题。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表述为“加强以分子育种为重点的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开发”。2016年4月13日，农业部召开发布会，回应转基因领域几大焦点问题，这也是农业部门第一次就转基因问题主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57%的受访民众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只有37%认为安全。而受访科学家群体中，88%的科学家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仅有11%的科学家认为不安全。[ 2 ]中国消费者2012年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从2003年的61%下降到 24%。[3]虽然我们对转基因科普开展了大量工作，也有众多学者呼吁加强转基因科普，[4-6]但是似乎收效甚微 作为一种技术，转基因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科学研究领域，中国不仅需要转基因技术，同时也需要转基因科普。公众会通过一系列“透镜”来对科学进行理解，包括文化价值、政治立场等。同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理论和结论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受众，从而促进公众对以转基因为代表的争议性议题的科普 1 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 传统上，科普工作一直是以缺失模型为指导的，这种模型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以及公众是等待科学知识灌输的“空瓶子”这样一种假设，其目标是补偿公众在科学方面的缺失。[7]希望科学普及可以向广大公众“兜售科学”以促进他们对科学的支持和科学的合法性。[8]并且主要通过政府或者国家利用整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来促进知识的灌输和传播，并认为：科学技术都是好的，都是具有无需怀疑的正面价值，自然科学的方法现在或者将来将能解决人类一切领域的问题。然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公众对一个议题具有更多的科学知识和信息并不必然促使他们对具体科学发现的更大的支持，有时候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9] 在科学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公众的“偷懒”行为，即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和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当与公众所持观点相符合的信息在权重上超过不符合公众所持观点的信息时，动机性推理就会出现。这也有助于解释同样的科学信息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此外，公众会寻求那些与他们的既有想法相一致的人、媒体和信息，所以当人们遇到新的转基因信息时，往往本能地拿它与既定态度做一比较，然后迅速做出决定，自然，多数的决定是回避或拒绝。[10]从证实性偏见来说，人们会根据专家与其观点的一致性来评估专家的公信力 在对缺失模型进行批评，并借鉴动机性推理和证实性偏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知识水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