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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枉过正与调整前进 —新课程标准实验的反思 张奠宙(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1986年，我受命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参与数学教育研究，至今恰20年。想当初，国门开放，西方教育理念大举进入。诸如，计算器的使用，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中学数学建模，非形式化等口号和意向，都觉得新鲜。正如香港大学梁贯成教授所说，“我们总是到西方的‘教育超市’里去选择教育观念，借此改善自己的数学教育”，我的心情也大抵如此。 进入90年代，国家提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方针，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我是积极倡导数学教育改革的。“高考数学试卷没有应用题”，要改；“计算器不能进考场”，要改；课堂教学的“五环节”模式，要改。于是，跑国家考试中心，配合“上海一期课程改革”，支持戴再平教授的“数学开放题”教学，组织“数学教育高级研讨班”，出版《现代数学与中学数学》、《中学数学问题集》、《素质教育教案精编》、《数学教育研究导引》、《数学方法论稿》等，呼吁和实行改革。但是，最核心的“数学课程改革”，只有国家行政部门才能实行，学者不能擅动。 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有意推动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和历史上的每次教育改革一样，又是从数学教育开始。在新课程里，我们看到曾经呼吁多年的期望即将实现，的确兴奋莫名。其中包括： (1)概率统计以单独的学习领域大步进入课程； (2)计算器终于进入课堂； (3)研究性学习(数学课题学习、项目学习)列入课程； (4)数学建模逐步取代老式应用题； (5)数学文化提上议事日程； (6)整数格点坐标体现数形结合思想，列入小学课程； (7)3乘5写成5乘3要算错，终于取消。 粗粗列出的这几条，如果能够做到，就是一个里程碑，完全可以载人史册。就内容而言，除了初中几何的处理之外，总体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这一步，迈得大，迈得好。 不过，这次课程改革，不仅是课程内容的变化，更注重的是新教育理念的推行。在“创新是民族的灵魂”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新教育理念的大旗上写着“自主、探究、合作”，这一努力方向无疑也是对的。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正式颁布，通过教材出版的审查制度，高速度、大规模地推进实验，借助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威，对“传统的”数学教育进行了急风暴雨式的改革。 政府推动的改革必然要有所作为，任何改革没有声势是不成的。但是，我国的教育，真的要像“计划经济体制”那样加以抛弃吗?必须彻底“转变观念”吗?外国的教育理论，真的如同“服从市场规律”的世界经济一样，要与之接轨吗?在这一基本点上，这次教育改革没有明确加以论证和区分。于是在实践中难免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 我曾经热烈地支持这次数学教育改革，一开始也是非常盲目的，矫枉过正中，我同样有一份责任。然而，也许是对国际数学教育动态有所了解、比较敏感的缘故，常常觉得我们在否定的东西，国外却十分珍惜，加以认真研究。主要有： (1)1992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举办的第一次数学教育高级研讨班上，刘远图先生告诉我，中国在1989年举行的IAEP国际数学测试中，13岁孩子的成绩在21个国家中名列第一。加拿大专家亲自抽样，水分不多。这一成绩使我永远难忘。中国有一项好的成果，为什么自己不珍惜呢?此后，我每次谈到小学数学教育，就要对小学老师脱帽鞠躬。 (2)1998年，美国出现“数学战争”，论战的中心是“基础”扎实问题，一句讽刺性的名言是，美国学生的数学基础是“几英里宽，几英寸厚”。 (3)1999年，旅美中国学者马立平博土的调查报告在美国引起轰动。她的调查表明，中国小学数学教师的能力远比美国的好。美国的许多小学数学教师不会用颠倒相乘的方法做分数的除法。 (4)姜伯驹院士在一次演讲中，以亲身的经历说：“美国的大学生认为加等于。他们的老师说，‘因为他们喜欢，就只能这样做了’。” (5)1998年，在香港买到一本书《中国学习者(Chinese Learner)》，里面提到“中国学习者悖论”——中国学生在许多国际测试中成绩优良，为什么他们的教学方法看起来是落后的? 这些信息，使我保持着一点清醒，不要把中国的传统数学教学说得一钱不值。许多海外工作的华人学者(范良火、蔡金法等)，与我看法类似，于是在2000年的东京数学教育大会上有“华人论坛”的出现，2004年终于出版《华人怎样学习数学》(英文版)。与此同时，2002年和2004年的数学教育高级研讨班，都以“双基数学教学”为主题进行研讨。集全国之力，《中国数学双基教学》正式出版。这样，耳熟能详的“双基”教学，初步有了一种理论形态。 中国教育走人了一个怪圈：总是用外国的理论批判中国的教育现实，而且只破不立，把中国作为外国教育理论的试验场。至于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对不起，没有。实际上并非缺乏实践，而是缺乏研究。每次改革都是把以前的做法批评一通，推倒重来。学者彼此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