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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探险 　　曹军庆中短篇小说 优秀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探险 曹军庆最早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诗人,近十年来却专攻小说。他的文体转换是出于寻求最佳表达的需要。长期基层工作经历,装了满肚子的人生故事,这激发了他进一步琢磨这些故事背后的世道人心的兴致,于是,他找到了小说这种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文体 从1986年开始,他陆续刊发了一系列短篇、中篇小说。2007年,短篇小说集《雨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10年,中篇小说集《越狱》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两部小说集的问世,是曹军庆创作风格的集中展示 湖北长期坚持短篇小说创作的不多,曹军庆是其中的一个。许多长期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通常仗着对日常生活的熟悉而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真实地、细致地、别致地展示生活的真相,是他们重要的创作信条。然而,我的质疑是:真有一个平面的生活真相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等着你去展示吗?米兰:“发现只有小说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对创作主体而言,仅有一大把生活素材,哪怕它们再真实、再新奇,都是不够的。艺术不是展示,而是发现。仅仅靠丰厚的生活积累而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优秀的小说家从来不是一个平面生活图像的书记员,而是有独立 “发现”生活的能力和技巧自觉的精神个体,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解剖者 曹军庆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有丰厚的底层生活经验,但他并不满足于“真实生活+平实感想”的基层作家模式,他所要“发现”的是生活之上的生存,是表相背后的真相,是常态生存中的反常 他曾如此解析自己:“我一直在寻找真实。但是真实到底在哪里?有一个时期,我迷恋于虚构。我试图借助它,建起一条通道,去向那些鲜为人知的领域。这是一种个人探险。因此,我杜撰了一个名叫烟灯村的地方。它是我的故乡。我所有关于乡村的写作,都无一例外地被安置在这里。一些相同的人物,会在不同的小说里出出进进。我喜欢这样一个处于生长状态的地方。因为我的写作,它存在着许多不可预知的变数。即使我停止了乡村写作,进入了另外的领域。但这个地方依然存在。它是我可以栖居的场所。” 小到乡村,大也只到县城,是曹军庆小说中人物的基本生活空间,他的乡村系列大都发生在虚拟的烟灯村。上世纪的烟灯村一贫如洗,为了八十块钱、两百斤大米、一床棉被和三件棉袄的政府救济,每家每户都在设法证实自己比别人更贫困,这是他们惟一想要被确认的“清白”。(《救济之夜》)处在世纪转型期的烟灯村,仍然是处于乱象之中的一个中部地区小村落的写照。在潮湿、腐烂的气候里,烟灯村的动物也无精打采、神态恹恹,“狗们总好像有病,打不起精神。它们对陌生人和近在眼前的危险也往往视而不见。要么不吠叫,要么软弱无力地叫上几声,一听就知道是在敷衍”(冬泳的人》) 烟灯村的村民们身份、性格各异,但也像村里的气候和动植物一样,有几分怪异、几分病态。工作疲乏也有点自私的村长,空落的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心态失衡的返村青年男女、妓女,处境尴尬的乡村知识分子等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老婆外出打工,寂寞难耐的刘发松在别人的劝诱下两次到县城“按摩”被捉,丢脸蚀财,还被村长讹诈。(《猪喜剧》) 跟烟灯村有紧密联系的是县城。曹军庆没有给县城虚拟一个名称,但这是中国习见的县城场景。“这么一个小县城,到处都是麻将馆。水泥厂、化肥厂、铝厂整天吐着烟雾。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粉尘飞扬。随处可见癌症病人和性病患者”(《什么时候去武汉》);在这座小城里,有主政者好大喜功、不讲科学、不顾实际,强修新城,因财力不足,只剩下些半拉子工程。有的人利用建新城和重修旧城的机会发了大财,当然永远免不了明争暗斗(《逝去的足迹》);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做着小本生意,有的开着盲人按摩店,有的开着麻将馆(《晃晃馆》)…… 曹军庆用以解剖这种乡村或县城生存本相的,是“先锋精神”。比如他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什么时候去武汉》,很有些荒诞意味。“我”和刘不宗,“无论在谁眼里,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几年……我没有理由恨他。可是,当我在某一天夜里突然意识到他早就是我的仇人时,我着实吓了一跳。而且,我还发现这一仇恨根深蒂固,与日俱增”。作者对人物关系这种有意的设定直接铺下了一层荒诞的底色。文中不断提示读者细细体味这种充满了可笑、虚无的敌友关系。为了报复刘不宗,“我”去勾引他的老婆,在对其老婆进行言语暗示和挑逗的时候,二人共同回忆了往事。平淡无奇的往事被染上了奇异的暧昧的暗恋色彩。原来他们早就有了那么多充满浓浓情意的小细节。这样一个喜剧性的情节为故事又涂抹上荒诞的一笔。刘不宗和他妻子关于哪一个旅游结婚才是真实的,作者也掩口不说。正是在对虚无细节的强调中,作者构建出一个无意义的世界 《情况》写当下找“情况”(湖北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