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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底层探究范式更迭及当代探索 　　摘要：底层是20世纪以来无法绕开的主题，但是20世纪末以来，底层作为问题重新进入国人视野。如何解决底层的问题？传播学参与其中，先后经历了“关注底层”范式和“底层发声”范式，前者通过大众媒介号召社会各界关注底层，并致力于底层的发展与现代化；后者通过媒介赋权，让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主体性诉求。文章提出“我们范式”，即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体，或者更为本质的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在新时期重新建立一种联结，联结即传播 关键词：关注底层；媒介赋权；底层发声；我们范式 中图分类号：G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146-005 底层是20世纪无法绕开的主题。20世纪初，醉心于西方自由、民主，奔走于京沪港沿海走廊上的知识分子突然意识到，一个庞大的内陆底层社会被遗忘了，于是开始了“底层转向”。从梁漱溟的“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1]，陈翰笙等共产党人早期的乡村调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可以发现，20世纪初期，无论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无论是否将底层视为文化的他者，中国学者都抱着“礼失求诸野”的朴素愿望投身底层研究，试图从底层社会探索出解决民族危机的办法。20世纪中期，中国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明了底层实践的有益性与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到20世纪末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学者们发现底层群体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当代中国，工人和农民重新沦为社会底层。比如在1988年热播的《河殇》中，农民跪在神佛面前磕头，解说员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嗤之以鼻；90年代的小报则热衷于讲述和展现底层扭曲的人类关系：苦难、血腥、复仇、愚昧。[2]曾经作为革命主体，为中国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底层，如今开始走向衰败，甚至成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面对如此底层叙事及媒介文本，传播学当如何作为？ 有必要对“底层”进行界定，关于底层的概念或分类方式有很多，“给底层一个精确的定义似乎比较困难”[3]，但综合来看，陆学艺的团队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认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阶层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4]这一论断，与温铁军、曹锦清、李昌平等人的“三农”研究，以及张承志、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努力探寻理论与实践之张力的消弭方式，以及底层重新崛起的可能性 面对20世纪的底层革命与底层衰败，传播学更关注工农对媒介新技术的接触与使用，以及自上而下地对工农群体的启蒙与教化，或者以工农群体论证某种西方理论或方法的普世性。但是作为一个学科，不在时代重大主题的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关注人民的当代困境和未来方向，而是沉浸在狭小的媒介中心主义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理论中，就很难在这个时代塑造学科的主体性，并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本文试图回到为数不多的传播学底层研究的文本中，沿着学术范式更迭的脉络与走向，寻找新的可能与想象 关注：作为“问题”的底层 1980年前后传播学进入中国，恰逢中国社会发生剧烈、持续和深刻的变迁与转型，具体表现为：农村衰败、老工人的主体性地位动摇、大规模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社会不平等程度和贫富分化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底层问题的严重性，因此80年代以来，底层作为“问题”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引发持续的关注。但是，作为问题的底层与20世纪初期作为“方法”的底层截然相反。前者，底层是绝望的，需要被解决或消灭；后者，底层是有希望的，可以解救民族危机。究竟是底层出了问题，还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制造了底层” [6]而知识分子将其表述为“底层问题”？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成为20世纪末知识分子探索的关键。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其中包含着彼时知识分子的共同焦虑。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脉络中，这种焦虑被表述为发展，而发展又被等同于现代化和西方化。[7]唯有发展，才能让底层从落后走向先进，从贫困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启蒙 笔者分析了1993年至2010年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类别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共457项，其中涉及底层的有33项，占比约为7.2%。对这些项目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大主题：第一，涉及西部或农村主题占到研究总数的半壁江山，在“传统-现代”二元框架中，作为空间概念的西部或者农村，与作为阶层分类的底层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合，大众传播是通向现代化的技术工具。第二，涉及城市底层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包括聚焦底层的“民生新闻”研究、聚焦“低俗化受众”的城市小报研究，以及农民工的认同研究等 综上所述，关注底层在90年代成为时代大潮与传播学知识分子的共识。比如方晓红认为：“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地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