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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腾着诗性光芒智性叙事 　　升腾着诗性光芒的智性叙事 ――读李亚的长篇小说《流芳记》 如果把“撄人心”作为一条批评标准,用来掂试小说分量的话,也许有人认为我在故弄玄虚,然而,这的确是我在阅读青年军旅作家李亚的长篇小说《流芳记》的过程中,时时从内心深处腾跃而出的一份激动,一重被封闭于文本之内的纯粹的阅读快感,不含杂质,清澈如水,直指内心。作为一个准职业读者,长久以来,我渴望触摸到小说文本内部的深层肌理,或光滑如丝,或粗粝如石。然而泛滥的故事、俗艳的传奇以及作者强加于文本之上的戏剧冲突壅塞了我的视听,或许,只有这种直逼心灵的触觉才更能印证小说于我的真实存在。当故事重新踞于小说的核心地位,并在消费文化的推动下变得越发不可一世的时候,叙事的本体性正在消亡;当故事等于或正在大于小说本身时,写作和阅读的耐心都在逐渐丧失。不觉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从故事中获取廉价而平庸的快乐,我们在消费小说,故事也消费了我们。于是,我便近乎偏执地期待着一种升腾着诗性光芒的智性叙事,而《流芳记》带给我的正是这样一段超然于故事之外而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纯文本阅读体验” 如果说“智性写作”是以想象力的飞扬、现实经验的拓展和形而上思考的深度来标榜自身的文学趣味与审美品格的话,那么李亚的智性叙事,依然有别于时下流行的以科学的复杂和神秘为内在支撑的“智性写作”,而是到处氤氲着浓重的烟火气息和浪漫诗意。小说以母亲的五十五岁寿宴作为结构全篇的时空节点,旁逸斜出,前后勾连出一段苏氏家族的盛衰往事、串串发生在“谯城”这个皖南小城里的风物俗事,并进而演绎为“我”这个无所不在的幽灵对于抗战历史的“个人记忆”与“私语讲述”。各色人物无不天赋异禀,却又葆有一颗浪漫的赤子之心,在历史变迁和人世流转中,如孩童般执拗地守望着生活的无常和命运的定数。父亲苏归海神乎其神的医术和医学著作、黄三婶子高超的厨艺与武功、表叔葛九章玄妙的炼丹术、姑父陈竹竿的赌技和棋艺、哑巴苏甲三的灵异悟性、苏茱萸忠贞的异国恋情……小说的主人公们好似涂抹着脸谱的演员,在苏家大院这个封闭自足的舞台上演出着充斥着个性、欲望、浪漫和想象的写意人生。李亚试图对宏阔的历史、世俗的生活和无常的生命进行一番富于哲学思辨意味的重新组合,催动浪漫奇崛的想象,调动丰厚沉实的生活经验,搭建起一个超然于历史世相之上的非现实世界,并且在对现实世界的浪漫审视和诗性关照中,完成对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找寻 母亲浪漫奢华的五十五岁寿宴,恍如一个容纳着各色糖果的糖罐,在“我”这个幽灵上蹿下跳的穿行透视间,慢摇轻晃着,透出五光十色的异彩,颠覆了我们对那段黯淡晦然历史的昏黄记忆。小说对日常生活场景、器皿什物、人物神态、言谈举止的细腻白描颇见功力。在李亚的眼中,庸常琐细的日常事象比之大起大落的戏剧情节更能承载历史的真实,因而不惜笔墨地对苏家大院乃至谯城百姓的饮食起居、衣着服饰、方言口语、群体性格、地域文化、自然风物进行了极富耐心的本体性书写。当我们当下的文学在以视听为强势标榜的新媒体文化面前卑躬屈膝时,当我们当下的小说放弃了对文学性的经营而逐渐沦为电视剧的故事梗概时,当作家们已经忘记如何写景状物,痴迷于编织故事、营造冲突时,当我们的阅读逐渐远离了丰赡多姿的感官世界而日益干瘪时,《流芳记》对生活本体的书写堪称视觉的盛宴,其华美和绚烂甚至超越了眼睛和耳朵,得以在每一个渴望湿润的心灵间洇染开来 我曾多次在文章中表达过“诗意的现实主义”理想,我想这既是一种写作风格,更是一种审美追求。真正的诗意并非来自于小说对诸种离奇事件的夸张处理,更不会因为引入了异国风情就魅力无穷,本质上还是存在于作家对文学性的不懈追求之中。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学而言,1980年代中期的“实验小说”式微后,文学性便每况愈下并非言过其实,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在文学性的探索层面更是乏善可陈。我以为,中国作家最急需的并非是诸如“底层叙事”所引发的关于题材与生活层面的道德回归,而是应该重新回到文学性的本质场域,这个本质场域的入口就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流芳记》堪称2010年度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我的判断来源于李亚那华丽得烫人眼球的小说语言。《流芳记》的语言就像它整体风格的诗化一样,也是富于诗歌的华丽韵味,但诗化本身也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李亚的语言尽得中国古典文学之精神与风采,还有那种味道。小说中精妙的比喻、动人的细节俯拾皆是,当然,还有写景状物、风俗俚语,尤其是人物描写,只用几句话,其音容笑貌已经跃然纸上。作家还有一种超凡的驾驭场面的能力,每个人的话语及表现绝不相同,且写得井井有条、津津有味。对话也写得极好,讲究。在结构上亦有章法,前面写得很“闹”,接下来就写得很“静”,尤其是小说中多线并行、前后勾连、环环相套的叙事,彰显了李亚在结构谋篇方面的大局观 想象力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