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话语及其文学史写作实践.doc

启蒙话语及其文学史写作实践16）35-0069-02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曾经一统天下的“革命论”文学史观因为附着了太多功利性而备受质疑，尤其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更是标示着三十年代启蒙论史观的回归，使得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话语频道，“诉说着人的文学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以及文学史在表现它们时所表现出来的美感和质地。”这样，“去阶级化、远离革命，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成了这时文学史叙述的趋势和选择。”[1] 但当时文学史教材写作尚处于“解冻期”，一些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写作中表现出了对“启蒙”和“革命”的纠结，一方面力图突破五六十年代文学史革命论的局限，给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以客观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摆脱以《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为参照，把思想性置于审美追求之上，注重文学的认识和教化作用的文学史编写思路，表现出了一种启蒙与革命论纠缠的矛盾心态。最典型的莫过于唐?|与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该著者力图秉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对“左倾”思潮进行反拨，但限于“乍暖还寒”的特定历史条件以及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框架和阶级分析的阐释方法构建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的窠臼，编者无法对一些尚未平反的“右派”作家的创作实绩作出正面评价，甚至对一些诸如京派等左翼文学之外文学流派的文学史地位也无法客观评价 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综史性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不难看出著者所秉持的启蒙文学史观，把中国现代文学定位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之中，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要作家专章专节中，著者一反过去一般文学史中介绍作家生平、思想、创作的模式，而是直接进入对作家的定位和对作品的阐释上，增加对作家专“论”的力度，融进了著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的深入而又独特的思考 “当代文学”实际在40年代初期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设计和规定了文学的性质和历史进程。“当代文学”被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全面展开，因此当代文学史便是描述社会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的“斗争”情况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更高的文学规范和发展目标。这一基本方向的规定，确定了当代文学的实践方向，也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原则。到80年代中期，约有十多部当代文学史出版，主要有：1980年张钟、洪子诚、余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等完成的《当代文学概观》;1983年张炯、朱锫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1985年公仲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等 而其中最早完成、影响也很大的当代文学史则是张钟、洪子诚、余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等的《当代文学概观》。该著主要是通过对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创作成果的评述，概观三十年来文学创作的状况，在编写体例上与前面提到的一些文学史写法相比略有变化，在《前言》中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做整体描述，不去单写文艺思潮，同时在章节安排上也不按时期划分，而是依照文类分为五编：诗歌创作、散文创作、戏剧创作、短篇小说创作和长篇小说创作。该著最受人称道的是最早在文学史中对新时期的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如诗歌中“带有哲理色彩的抒情诗”（即后来的“朦胧诗”），做了明确肯定，此外，该著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和筛选不拘泥于政治性标准，而更加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因而在当时得到较多肯定，并被许多院校采纳为教材 总之，当时文学史家所秉持的启蒙文学史观及其启蒙话语实践因其对政治性书写的自觉疏离，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最大限度地贴近了文学现代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追求，彰显了文学的审美性，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一度出现继上世纪50、60年代以后的又一次繁盛局面，“实现从革命史教育的急功近利的单一状态向认知、教育、审美等多功能的复合教育转变”，[2]为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受众的知识和欣赏能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忠.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观的互动共生[J].中州大学学报，2013，（10）：1-9. [2]曹金合.反观与评判―对九十年代以来教材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反思[J].社会科学论坛，2011，（7）：86-95. 作者简介： 孙晓东（1974-），男，汉族，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