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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谈判时期军事调处执行部 　　【摘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存在着国共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峙，中国面临着发展道路的抉择。这一时期，国内的民主势力异常活跃，他们渴望中国能从此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在国际上，同盟国亦希望国共双方能和平解决政争。国共双方为贯彻落实军事停战协定和恢复国内交通，决定在三人会议之下专门设立一机构来负责此事，这样三方军事调处执行部应孕而生。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履行职责时收效不大，后被国民党当局解散 【关键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国共　美国　民主党派　军事调处执行部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调处执行部是国共双方谈判桌上的一粒棋子，是为执行国共双方签署的军事停战协定和恢复国内交通而特设。由于，它的权力有限，地位不高，所起作用不大之故，多年来一直为当时恢弘的历史现象所遮掩；并被史学工作者所忽视。但笔者觉得这一历史现象特别，且隐含在其背后的寓意耐人寻味，遂有将其梳理之愿望，以飨读者 一、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的时代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应如何收拾残破的河山，应采取何种的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应走怎样的发展道路的抉择。在解决上述问题之前，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首先直面的是如何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共双方握有重兵，都是实力集团。为此，在国际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美国知道目前的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同时相信，假使这个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那么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所以，美国坚持主张，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应该对于使这些政治力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都能得到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的诸办法，成立协议。”[1]这显示了美国希望中国能走上消除内战、和平发展、多党制的资本主义道路。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就中国局势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内争”。他们重新确认：“他们对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言守不渝。”[2]这表达了同盟国希望中国国内各政党消除政党成见，走上独立发展之路的期望。在国内，在这非常国内局势之下，上层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奔走呐喊。他们希望过宗旨异常差异的国共两党，能通过政治解决政争的方式来化解彼此矛盾，建立联合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共同致力于国内建设。为此目的，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电毛泽东“国人等懔国亡无日之戒，爰成立本会，除已另电国民政府蒋主席所呼吁外，特向先生请求，务希即行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以贯彻和平建国主义，国人幸甚！同人幸甚！”[3]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双方，“政治协商会议举行在即，值岁序之方新，应与民以更始。至希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于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全国人心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 4 ]这表达了一位民主斗士的一片苦衷。毋庸置疑，这些民主人士的呼声不但代表了上层民主人士的心声，也代表了处于弱势地位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心愿。在这种国内国际舆论氛围之下，国共双方面对着百废待兴的饱尝苦难的中国，双方都表达了政治解决国内冲突的愿望。中共提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政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苏美英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表达了中国“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 5 ]的政治抱负。国民政府主席在政协开幕式上说：“要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我们的谅解与让步，有一个共同的指归，这就是国家民族利益为先，而党派或个人的得失为后。在国家民族整个的利益之前，所有党派和个人部分的成见，应无不可以牺牲，无不可以让步。”[6]而在行动上，在实践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国民党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后，毛泽东返回了延安。在重庆，中共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组成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继续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其中规定“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7]这显示了将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代表组成三人会议来处理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之事的愿望及诚意。为解决国内军事问题，国共派出周恩来、张群与美国代表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会议 二、军调部的贡献 军调部成立后，其工作人员立即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工作。只用了11天的时间就为执行联合停战协定制定了实施原则与方法。其内容如下：”第一条，实施停战原则：（甲）所有冲突的部队，接到本执行部的停战指示以后，必须立即停火，并施行双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