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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导向 促进翻译繁荣 　　2006年11月25-27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联合主办了“跨文化时代的翻译与出版”研讨会，来自内地及香港的百位教授、翻译家及出版人，就跨文化时代翻译与出版的重要意义、如何认识新时代对翻译出版的要求、翻译与出版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对话与研讨 与会人士高度肯定了在当今跨文化时代，翻译与出版对塑造现代中华民族形象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并运用跨学科的方法，从翻译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李景端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当今世界文化不仅呈现多元的趋势，而且作为人类共同资源的整体性也更加突出。这一变革，要求人们必须以跨文化的视野来观察社会、评价价值、审视文化，从而求得新的科学的学术认知。而翻译与出版，在其中承担着传播和传承世界科学先进文化的重任。谢天振说，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我们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翻译事业，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外国文学翻译与出版，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译作 不少人指出，与当前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数量急剧增长相反，外国文学经典的译作与译作的经典却日渐缩水、日显颓势，外国文学译界与出版界也被消费时代的跟风、畅销、流行所主宰，出现了译作多而读者少，译人多而译家少，杂品多而精品少，短命译作多而久远译品少的不良局面。还有人讥讽说，“我们现在翻译学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但我们的翻译水平却越来越低”。李景端指出，现在翻译出版界存在一个怪圈。去年我国引进境外图书版权9382种，除去外文本书和港台中文书，需要翻译的起码八千种以上，这么大的翻译量，难怪有人得意地说我们已是“翻译大国”了。另一方面，近几年报刊不断报道，劣质翻译频频出现，翻译抄袭、剽窃等侵权现象屡见不鲜，盗版行为依然十分猖獗。翻译市场这种无序状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翻译图书在读者心目中的公信力明显下降，翻译图书市场持续萎缩，许多翻译书卖不掉，没钱赚，甚至还要亏本，于是不少出版社纷纷转向，少出乃至不出文学翻译书。对学术界的影响，那就是：译者、研究者要想出书更困难了。从当前的翻译数量看，好像很“繁荣”，但从翻译市场看，却又显得不景气 针对译坛存在的这种种问题，孙致礼表示，我们新时期没有出现傅雷、朱生豪式的翻译大师，与过去相比，具有时代冲击力的优秀译作还不太多，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分析起来，这里固然有译者自身努力不够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个社会问题、机制问题。首先翻译的地位太低，致使很多优秀学者不肯涉足翻译；二是报酬低。他呼吁，要切实提高翻译的地位，在文学界，翻译应跟创作一视同仁，同时要大力开展翻译批评，健全翻译褒奖制度。李景端呼吁翻译家要自强自律，他说，实现翻译繁荣，必须确立正确的翻译导向，首先解决好翻译什么，拒绝什么，在选准翻译对象的基础上再追求文字的最佳转换。译什么，怎么译，这既涉及译者，也涉及出版者，因此有必要加强译者和出版者的沟通与对话，同讲诚信，互相监督，通过优质有序的翻译出版，促进跨文化时代文化交流的真正繁荣。与会者还就建立国内翻译市场准入制进行了探讨 会议对翻译研究展开了对话和讨论。赵稀方以我国《红与黑》译本引起的关于翻译本身的问题，对我国翻译观念的现状提出了质疑。他说，《红与黑》译本争论双方所强调的“直译”与“意译”看起来十分对立，其实双方在立场上是高度一致的。这种立场就是“信”，即绝对地忠实原文，所争论的不过是何种手段、谁更忠实而已。这种被中国翻译论述奉为最高目标的“原著中心主义”，实际上恰恰是中国翻译研究落后的标志。而这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前提，在西方，早已被打破。忠实于原作，如果作为一种应用翻译技巧的研究，自然可以，但在翻译理论的层次上将“原著中心”视为前提则早已过时。在西方当代翻译的文化研究中，恰恰是翻译之“背离”被视为论述的当然前提，所需讨论的是“背离”的原因、条件、结果等。黄天源认为，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制约，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原文，任何译文都包含有误译的成分。重要的是要分析误译发生的原因，肯定误译存在的合理性，通过区分合理的误译和不合理的误译，正确评价译文，以使翻译质量得到提高 会议针对当前译坛存在的忽视译德、翻译选材太滥、劣质翻译频频出现，抄袭剽窃等侵权现象屡见不鲜，盗版行为依然十分猖獗等现象，通过了《构建和谐翻译环境，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倡议书呼吁： 译者与出版者共同承担起保证翻译质量的重任，坚持正确的翻译导向，恪守职业道德，提高翻译服务意识，构建和谐翻译出版环境，努力向读者奉献翻译精品 译者只接受自己熟悉并有把握胜任的翻译任务，勤查资料和工具书；反对借“编译”、“译写”掩饰译文的失实；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