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互动背景下伦理抒写.doc

城乡互动背景下伦理抒写 　　刘希全深悟诗歌语言之妙,知道最质朴的语言往往直抵世象的核心。因此,他用不着在语言之外进行无效包装;当然,这也与日常交际口语无涉。这就是刘希全苦苦追寻的“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纯粹的、如同陶瓷之光暗暗闪耀的美”。《慰藉》“通体”闪现着这种圣洁的美。读《慰藉》,不再是读天书,猜谜语,而是在诗歌语言的引领下,直接走进诗人刘希全的现实生活、生命世界和精神天地,直接触摸到刘希全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的怕与爱!如《小镇》:“在大风里不停地摇晃/三个小小的村庄,三姐妹/衣着单薄,面容相仿――//我们路过,并居留了数日/像许多人那样,我们:/离开一公里时还多次说到它/离开二公里时还常常说到它/离开一公里时还偶尔说到它/离开四公里时,我们/话锋一转,谈起了其他/就这样,它一公里一公里地/远离了,模糊了,消失了――”。“我们”与小镇情感的亲疏同“我们”与小镇时空的远近成正比,物理距离一公里一公里地远了,而小镇在“我们”的关切中也就一点一点地消失了。这表明“我们”与小镇的关系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稀疏。这种时空与情感关系的变化是通过3个排比而达到了渐行渐远的效果。此外,刘希全尽量采用“报章语言”来写诗,比如,写汶川大地震的《祭奠》,先用新闻报道的语言,列举了许多在大地震中丧生的普普通通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和住址,接着,在一个省略号之后,动情地写道:“在这个月夜,我写下了这些名字/我一边写,一边掉眼泪/――我没有给他们的名字加上黑框/我做不到,我不能让黑框/再把他们压住”。有时,他还直接根据新闻报道来写诗,如《一次车祸》《一天――2007年6月13日〈新京报〉》等。 这就要谈到《慰藉》的意象、意境和神采的问题了。刘希全是农民的儿子,革命的后代,又是新时期的大学生,党报高级记者。这种复杂的文化身份,使得他具备了“深入浅出”地考虑和表达问题的可能与能力。加上,他长期从事诗歌写作,对新诗的曲折发展也了然于心,在融会贯通中外诗歌传统之后,明确了自己写诗的方向和理路。如果说,他此前的诗集《夜晚的低吟》《此情此景》多少还有些“深入深出”的话;那么,《慰藉》就完全达到了“深入浅出”的现代汉诗的理想境地了。刘希全始终关注时代的变迁,关心变迁中人民的命运。这就使得他的诗歌具有淳厚的时代性、现实性和人民性。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但是,毕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解决好了,改革开放就宣告彻底胜利了。因此,身处城市中的刘希全,把极大的关切放到了中国农村,放到了作为中国农村缩影的他的故乡“南宋村”。《慰藉》共4辑,就有3辑是写“南宋村”的。可以说,在新世纪汉语诗歌写作地图上,刘希全与“南宋村”血脉相连;“南宋村”几乎成了刘希全诗歌的原型意象。他写他的父亲,如《大雾中的父亲》;他写他的母亲,如《母亲》;他写他的家族,如《家谱》,等等。“南宋村”的一切,河流、泥土、丛林、人群、静谧、死亡、新生,每时每刻都牵动着他的神经,都能够进入他的视野,写入他的诗篇。“南宋村”曾经为中国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全中国的解放,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它的平等发展权被搁置,更没有被优先考虑;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改革开放又优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如火如荼;一句话,解放后,“南宋村”始终没有跟上时代大踏步前进的步伐,被纳入欠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因此,在那里,很少呈现出现代化的痕迹,更不用说“后现代”了,反而是“前现代”还在那里挥之不去,如《家谱》写到女孩子不能写进家谱,“她们像是多余的:/多余的血脉,多余的活/多余的心跳,甚至,多余的死”。刘希全敢于正视并写出当代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这种忧郁是乡土的忧郁、民族的忧郁、大爱的忧郁 刘希全既写身外的世界――农村,也写身边的世界――北京。当他写农村时,他是以城市的现代性来审视农村的“前现代性”;当他写城市时,他反过来以农村的“前现代性”来反思城市的现代性。这种与所写的对象始终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这种城与乡互动的写作姿态,使得刘希全始终保有思维的清醒,不为写作的对象所同化,而能够获得主体性的独立。刘希全写城市的飞速发展,没有一味廉价地赞美,反而对此表达了深切的忧思,如《夜晚七点钟的德外大街》,就忧伤地写到了北京城里的车流:“而前灯和尾灯/它们因过于耀眼/而显得有些诡异,仿佛/刚刚哭过……” 正如刘希全在《诗》里所写:“那朴素的,那慰藉的/那没有消逝的/那血泪交迸的/那一直令人诧异的/那压抑不住、一直在微微震颤的”,《慰藉》里的“乡”与“城”是互动的,是令人读后心灵会引起震颤的,当然,作为诗歌艺术,它们又是能够给予我们无限慰藉的。《慰藉》是新世纪不可多得的好诗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