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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时代 探索心灵――访作家刘醒龙 　　记 者:不久前,中国作协曾委派你到突尼斯访问,此行有什么令你感触比较深的地方? 刘醒龙: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收获是,从登上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沿途所到总是听到不绝于耳的“你好”。到了突尼斯,同样如此。这种情况与1995年我到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2000年到美国以及2004年去法国的三次经历有很大差别。或许是“后北京奥运”效应吧 记 者:你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第28届突尼斯国际书展的文学交流活动。我们国家和突尼斯的文学交流似乎并不是很多,这种隔阂可能带来很多交流上的困难,你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表述自己对于文学以及社会的见解? 刘醒龙:我在书展上作了《文学是生命的终极权利》的讲演,主持人是突尼斯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艾卜,此次活动共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由他本人亲自主持的活动,我的演讲是仅有的一次。现场来了一百多人,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廖兵事后听说大为吃惊,因为在突尼斯一般的文化讲座,能来四五十人就很不错了。事后这位副部长评价说,中国作家很幽默 在座的突尼斯作家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形很感兴趣,讲座结束后他们纷纷提问。其中一位记者提到敏感的意识形态自由问题。也是天意,一只苍蝇当时飞进我的水杯里。我便以它说事,反问那位记者,是拍死这只苍蝇,还是让它自由飞走?记者表示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她,如果是医生,一定会要求拍死这只苍蝇,因为苍蝇会传播疾病;而环保主义者又会以每个生命都有意义为理由,放过这只苍蝇。所以说到底,自由不是绝对的,是有一定规则的。东方认可的自由精神,与西方人的自由原则完全有理由不尽相同。说完之后,全场的人都笑着鼓掌 记 者:那么你这次访问,有没有和突尼斯的文学组织进行一些沟通和联系? 刘醒龙:这是中国作协外联部负责人特别嘱托的任务。讲座之后,我向艾卜,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其实有六百多名工作人员,所有这些工作人员同时又是作家,其经费直接来自总统府、外交部和文化部 作为见面礼,我当面转达了中国作协外联部邀请突尼斯作家参加将于今年6月3日至10日在唐山市举行的以“作家/自然灾害/文学”为主题的国际写作营活动,突尼斯作家协会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此外还商定,武汉市文联和突尼斯作协今后也将派两三位作家进行互访 记 者:在你去突尼斯之前,正好出版了长篇小说新作《政治课》。在大家心目中,你不是一位官场小说作家,虽然之前的作品也涉及底层执政者,如《村支书》,但我觉得那更多的是一种乡村书写,还没有形成所谓“官场”。你为什么会向这个题材进发? 刘醒龙:在我的写作经验中没有“官场”与“民场”的概念之分,有的只是各种人物。最直接的灵感是,看到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干部队伍之中。作家的责任感让我产生一种职业化担忧:知识水平的整体提高,能否使人天然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青年知识分子们又将如何抗拒社会上的消极因素? 记 者: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着力点并不在于官场,而在于知识分子的心灵波动。但是一般来说,写这样的作品需要一些个人生活体验。你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感到陌生和困难? 刘醒龙:生活无处不在,官员也无处不在。一个人无论他愿意或是不愿意,天天都得与各种各样的官员打交道 记 者:我注意到,主人公孔太顺面临的第一个矛盾,就与乡村教师工资长期拖欠有关系;小说的最后赵卫东向孔太顺汇报的工作业绩中,首先又是小学校舍的建成。我一下子就想起《凤凰琴》和《天行者》对于民办教师问题的书写。这是巧合,还是因为你对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一直在关注? 刘醒龙:当代社会的最大怪圈是谁都明白没有哪一行的基础是过得硬的,然而,社会意识中又普遍从骨子里轻视最基础的东西。心里存在着痛,写作中就难免会有痛的表达。心里有太多忧虑,写作就难免会表达这种忧虑 记 者:你有没有一种担心,这样的题材会使得创作进入一种类型化创作的模式当中? 刘醒龙:真正的作家是不会在意别人写什么,只是专注于自己怎么写。好小说必须是独特的,任何类型化写作都不可能有未来 前些年“让全中国人富起来”是最大的政治,现在让每个中国人有尊严地生活也是很大的政治。为了让人人享有尊严,就必须重新学习政治,并进行政治实践。《政治课》寄予着我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思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