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责任问题讨论走调及半途而废.doc

战争责任问题讨论走调及半途而废 　　 痛快淋漓而又合情合理的揭发和声讨，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并且不久就走了调 首先，有人利用了小田切秀雄表述中的矛盾，片面地引申了小田的“文学者的战争责任，首先是我们自身的问题”那句话，从而将战争责任问题暧昧化、复杂化了。例如，主张自由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的战后初期的重要杂志《近代文学》的同人，召开了题为“文学工作者的职责”的座谈会，并在《人间》杂志1946年第4期上发表了座谈内容。本多秋五在座谈中说：“对于文学界来说，战争的毒风，不管是物理性的还是化学性的，长期以非常之势兴风作浪，不能说我们完全逃过了它的影响。因此，在有关文学界的战争责任问题上想做些发言的时候，我们不能像一个局外人那样考虑问题，我们也不能忘记人们是受到了那毒风的物理性、化学性的渗透的人。我希望记住：战争责任也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本多秋五在其后写的《物语战后文学史》中，进一步表述了他的意思：“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不能对文学工作者的战争责任视而不见。可是，当一进入追究战争责任的阶段，首先就遇到了追究者主体的本身的资格问题。而一旦严格审查该主体的资格，那么可以说，完全没有战争责任的文学工作者是绝无仅有的。”在战争中为内阁情报局做过事的平野谦在那次座谈会上明确地说：“是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罪过的（文学者）可以说是没有的。所以，今晚的座谈会，不必把尽人皆知、声名狼藉的人，例如大众文学领域的几个人浅野晃、富泽有为男、森本忠等，作为单独的问题来谈了。”荒正人还举出了被认为是彻底反战的几位左翼作家藏原惟人、宫本显治、宫本百合子的名字，反问道：“在这些人当中，对战争完全没有责任的人有吗？”这样一来，这个座谈会的重点，就不在于追究文学者中负有重要责任的恶劣分子，而是在“人人都有责任”的预设前提下，首先将追究者的追究资格予以否定。其结果，谁都没有资格追究，就等于谁也不会受到追究；没有了追究者，就没有了被追究者。这和当时的东久迩首相企图模糊战争责任的“一亿总忏悔”的意图恰好吻合。从此以后，刚刚开始的文学界内部对文学者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就这样改变了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近代文学》的同人们的追究转而变成了对追究者本身进行追究，即转向了对左翼作家的追究和批判，进而通过这种追究和批判，否定战前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和战后的左翼民主主义文学。用平野谦的话说，就是要追究”当时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的责任问题”。为此，他们和左翼民主主义文学阵营的中野重治等人展开了一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论战。在论战中，平野谦把战争期间日本文学的荒废归因于和“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加区别地、笼统地称为“政治”。在他看来，无论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还是在战争期间大量炮制“战争文学”的作家火野苇平，他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政治”的牺牲者，“时代的牺牲者”，因此二者是“互为表里”的。众所周知，小林多喜二是因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侵略战争而在1933年被军国主义当局杀害的。平野谦却把他和战犯作家火野苇平一同视为“时代的牺牲者”而相提并论，故意将战争责任者和弥足珍贵的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反战作家混为一谈。是非黑白如此颠倒，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自我批判”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更谈不上“追究”文学者的“战争责任”了。《近代文学》是战后初期最重要的杂志，被称为战后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主要论坛”。《近代文学》对文学者的战争责任的态度，可以说反映了日本战后初期文学对战争责任问题的主流态度和根本认识。这种论调，上世纪50年代又被评论家吉本隆明等人在《文学者的战争责任》（1956年）一书中所承袭，影响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界关于文学者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和追究就不了了之。对侵略战争负有重要责任的文学者没有继续进行深入的批判，而或多或少协力侵略战争的绝大多数文学家，也缺少或根本没有什么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当时被《文学时标》及《新日本文学》点了名的几十个文学家，除了一小部分人（如武者小路实笃、保田与重郎、龟井胜一郎等）后来陆续被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定为战争责任者并给予了开除公职等处分之外，大部分人长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一直到了1948年3月，占领军最高司令部才分两批公布了作为文学家受处分的12人的名单。第一批有：浅野晃、林房雄、北村小松、上田广、山中峰太郎、中河与一；第二批有：火野苇平、岩田丰雄、石川达三、丹羽文雄、尾崎士郎、山冈庄八。其中，石川达三、丹羽文雄、岩田丰雄三人提出异议，被准予不受处分。总的看来，占领军司令部对文学界战争责任的追究和处分是非常有限的和象征性的。这些追究和处分是从外部强制的，不是建立在被追究者的自我反省基础上的。而且，这些处分在几年以后又全被撤消。所以，无论从行政手段上，还是思想上，对侵略战争负有重要责任的文学家都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没有做过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