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西方政治制度认识.doc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西方政治制度认识 　　【摘 要】 文章梳理了我国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探索。早期知识分子考察分析了西方的国体，政体；探讨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的利弊。他们对西方的政治思想的认识、传播以及实践的设想，为后来的“戊戌变法”打下一定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设议院；兴民权 19世纪40年代，由于像魏源、徐继??等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概况特别是对政治制度的介绍，使“中国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有了大致的了解，从而能够进行中西政治的比较。这种比较必然产生中国在政治上也不如西方，需要加以改变的意念。”[1]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了一批要求广泛学习西方，改革现行经济、文化、军事乃至政治，让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人物。他们知道只有改革现状，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适应世界大势。他们是从洋务派中脱胎出来的洋务知识分子――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在揭露时弊、批评洋务运动和宣传变法的必要的同时，还不断提出一系列有关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推崇“在政治上主张用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2]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一、对西方国体的认识 王韬在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时与我国进行了对比，说“泰西之立国有三：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他指出，像俄国、奥国、普鲁士、土耳其等国是“君主之国”，其君主被称为“思伯腊”，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像法国、瑞士、美国等国是“民主之国”，其首领被称为“伯理尔天德”，就像中国的统领一样。像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是“君民共主之国”，其首领被称为“京”，就像中国的王一样。”他认为国之主权不能君主一人独享，指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最重要的是“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更要顺从民意，“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君民上下齐心，国将无内忧外患，“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进而国本将固“若苞桑磐石焉。”而英国君民共主的政治让泰西诸国所向慕，就是因为“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认为我国现在若实行君民共主，则“此则犹近于古也”。[5]薛福成在日记中记载类似的情况，也认为万国内治之法不外有三种国体：君主、民主、君民共主等。其中民主的国家“其政权全在议院，而伯理玺天德无权焉”，君民共主的国家。“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八九，君权十之二三”，君主国“君主之胜于伯理尔天德者无几，不过世袭君位而已。”他说法国政权涣散，是多事的国家，“既为民主，其权乃散而不壹”，[3]认为民主之国不稳定。他更偏好于君民共主之体，认为各国“或君主，或民主，大要不外此两端。民主之国……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凌人之意。”认为此说符合孟子的“民为贵”的思想。但其弊端在于，“朋党角立，互相争胜”，容易产生“挟私见而损国事”的现象，导致“权不壹而志不齐矣”。而“君主之国，主权甚重，操纵伸缩，择利而行，其柄在上，莫有能旁挠者。”认为碰到“贤圣之主”，其功德无量。其弊端在于，“上重下轻，或役民如牛马”，况且“舆情不通，公论不伸，一人精神，不能贯注于通国”。故“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薛福成还认为，我国唐虞之前，“皆民主也”。认为我国“上古三代”就像今天英、意君民共主政体一样。得出“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3] 二、对西方政体的认识 郑观应认为，西方议院是集思广益“公议政事之院也。”“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如果没有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他认为如果想借助公法维持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还说，设议院才能“朝野上下，同心同德”，遗憾的是我国人仅仅看到其“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而不知其根本。关于议院的构成，郑观应认为“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其中上院“取其近于君”。下院“取其近于民”。行政流程为”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但个别国政大事的决策也有其侧重，“凡军国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支，民肩其任。”遇到军事问题，“无论筹费若干，议院定之，庶民从之”，即使征收过重，百姓也无怨言，“当共仔肩襄办军务”。郑观应不禁感慨到“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他还介绍了各国议院的特点，认为“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而法国的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他特别推崇英、德两国议院，“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7]虽然西方的政治制度优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有利就有弊，西方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