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内在观点”理论新解读.docVIP

哈特“内在观点”理论的新解读 The New Commentary of Harts Internal Point of View 金 韬* 提 要: 哈特在1961年《法律的概念》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内在观点”理论。通过“内在观点”作为桥梁，传统法律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服从也就完成了向义务的转变。在与德沃金的论战中，哈特以及其他的法律实证主义学者对“内在观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笔者也提出一种新的分类方法，加入一些新的视角，明晰“内在观点”的外延。 关键词: 内在观点; 哈特; 规则; 义务 1961年，哈特出版了《法律的概念》一书。就其影响力而言，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法哲学著作”并不为过。其中很多概念和理论，颠覆了百余年来法哲学领域的既定传统，并沿用至今。“内在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它为法哲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法律及其运作过程。但是，理论界并未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出现了很多误读。因此，“内在观点”作为哈特法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解读。 一、《法律的概念》中“内在观点”的定义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内在观点”理论。尽管在之前的论文《法理学中的定义与理论》（1953年）中强调了法律概念的语境问题、《实证主义及法律与道德的分离》（1958年）中明确了法律由各类规则组成，甚至在与Hampshire合作的《决定、意图与确定性》（1958年）一文中已经提出了纯粹的行为记录与意图导向的区别（尽管没有明确使用“内在观点”一词）[1]。通过这样一步步的向前探寻，在《法律的概念》书中哈特采用了 “内在观点”的概念，并有多处详尽的阐述。在这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里，“内在观点”是作为哈特“规则论”的基石出现的，在批判约翰·奥斯丁式的“命令说”时，正是从“内在观点”角度进行的批判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一）“内在观点”的三个例子 为了更好的说明“内在观点”理论，哈特在书中大量采用了例证，生动明了地将其对立面“外在观点”的缺陷暴露出来。[2] 例证一：球类（板球、棒球、足球）游戏。球类运动中有很多规则，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有些规则是将球击出去之后的特定动作构成得分，有些规则是球被截住而导致了出局。许多这类要求的规则构成了球类运动有序化的前提条件。但是按照某些理论家对规则的看法，这些规则不过是指示了记分员如何行为的命令，而无须涉及参与者（包括记分员、球员等等）的态度问题。这样就忽略了该运动是一项具有共同的目的性运作的社会事业。也就是说，这种视角给与了规则冷冰冰的权力（以及规则背后的制定者不变、永恒的权力），而不顾参与者都是理性人的事实。[3] 例证二：棋类游戏。这类游戏与球类游戏的运作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哈特举其例侧重于说明规则区别于习惯的规范性。棋类游戏的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偏离标准的行为“有所看法”，并用“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必须那样做”、“那是对/错的”等等语言。这不同于习惯，因为大家都接受了该标准，并体现于自身行为以及正当性的要求之中。[4] 例证三：对交通灯的态度。日常生活中，红灯停绿灯行是众所周知的交通规则。对于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来说，哪怕不小心迈出了一部，在看到红灯时也会自觉地将脚收回。这可以成为观察者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征兆，更是对人们生活的指导——给出他们停下来的理由。对于外部的记录者来说，红灯与行人停下来之间仅仅是逻辑的因果关系；而对于接受规则的人来说，红灯对于行人停下来的行为却可以称为一个证成理由。 [5]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抽象出哈特提及“内在观点”以及规则的一个先决条件，当然这并非都是哈特明言并经过详尽阐述的，但是对它的考察能够更为透彻的指出哈特“内在观点”理论的出发点以及适用限度。这个先决条件就是公共性，作为群体性有着共同目的的事业，无论游戏规则还是法律规则都是在公共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公共性是指该事业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参与，最少（如例证二中的棋类游戏）也需涉及两人，甚至还需不同时期其他场次的游戏参与者作为参照。正因为这样的公共性，任何人都不能仅凭自身的喜好行事。作为一个参与者，他必然要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考量，如例证一中裁判员对于球员态度的考量，他不能够自己心血来潮让某个球员出局，这样的参与者角色就会被相同角色以及不同角色的行为所制约。在例证三的交通规则中，行为者可能的制约包括行政罚款以及其他行人的批评，而美国法官霍姆斯的坏人观点仅仅考虑前者。这样的公共性对“内在观点”的影响在于，因为行为同时会对自身以外的人群产生影响，该大环境的存在需要我们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表明，“内在观点”援引规则对于行为的指引恰恰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从服从（obligated）到义务（obligation） 哈特在第四章提出了“规则的内在面向”（the inte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