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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财政管理面临的任务 我们都说大数据是从西方引进的新东西，但其实在中国历史自古就有分析利用数据的优良传统。西方著名的管理学家、统计学家爱德华·戴明说“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这是他所认为的数据的重要性。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1]归纳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发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即以事实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的精确管理”。黄仁宇认为中国的落后，根源之一正是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精确管理；而未来中国的进步，也有赖于建立这种精确的管理体系。让我们把目光拉到现在，2012年7月2日，李克强副总理在“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更加详细地公布保障房开工、建成、分配结果、退出情况等信息，加快全国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和联网，为公平分配保障房提供基础支撑。2013年11月2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并实现信息共享。这表现了领导层在信息对决策的支持和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的高度认同。 数据仓库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一般来说大数据分为两块，一是数据仓库，二是数据挖掘。商代的甲骨文[2]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数据仓库，记载了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当时的史官就利用甲骨文即历史数据进行预测，可见中国历史上不缺乏数据管理和应用的智慧。中国的财政管理在历史上也不缺乏数据管理，历代王朝统治的基础就是对国家数据信息的掌控程度以及利用这些信息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水平。比如周代的九赋对九式、秦汉上计制度、大唐预算制度等都有详细的数据管理内容；唐代李吉甫的《元和国计簿》，这是世界最早的统计词典和统计分析工具，运用这本词典去实证分析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形势，比如通过兵民比例来分析百姓税收负担程度，从而对决策者提出建议，这其实相当于现在的财政供养人口压力测量。当时还有一本专门的算法著作《五曹算经》，运用数据分析方法进行政府管理。此外，中国历史上诸多理财能手或改革家都很重视数字化管理，例如唐代刘晏的财政改革尤为注重数据信息利用，他在各地建立统计队伍、建立数学模型来巩固常平仓制度等。这些史料都说明中国历史上有财政数据管理的传统。大数据时代我们要发扬优良的历史传统，尽可能多地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据技术，提升我们的分析能力。 大数据时代要求人们有搜集数据的习惯和整理分析数据的能力，这其实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缺乏对精确度量的习惯，胡适曾提出“差不多先生[3]”的文化标签，由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重形象、重概括、轻逻辑、轻数据的文化习惯，导致了随意性、盲目性、不求甚解、理性不足。再比如中餐的“盐少许”、“酒若干”、“醋一勺”等，可见在中国文化中科学量化的欠缺。 下面我们来看大数据时代国外治理方法，基本都强调数字治国。通过信息搜集，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很好的预测。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4]就提出：“后工业时代，也就是信息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中心问题将从如何提高生产率转变为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来辅助决策”。所以美国也非常重视数据驱动决策，并且非常重视相关的立法来从制度上保证信息技术的应用，比如17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管家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必须在统一的出版物上公开政务信息。1967年，《信息自由法》规定民众在获得行政情报方面的权利和行政机关在向民众提供行政情报方面的义务。2000年，为保证政府数据质量，国会通过了《数据质量法》。数据权成为了公民的一种基本的知情权。美国有两个知名网站，非常能够体现其数据开放的理念，一个是开放政府网站（2009），上面有原始数据、分析工具、可视化数据；另一个是联邦支出网站（2006），上面有OMB发布的每一笔财政支出的逐条跟踪、记录、分析、加总。根据网易所做的2013各国/地区政府开放数据指数排名，中国排名中间（35名），可见中国在数据开放面的水平还可以。 大数据时代，数据是一种资产，对于国家来讲，谁更重视数据的搜集和运用，谁在世界竞争中占领制高点的可能性就越大。2011年，麦肯锡公司以2010年度各国新增的存储器为基准，对全世界大数据分布做了一个统计，中国2010年新增数据量约为250P，不及日本的400P，欧洲的2000P，和美国的3500P相比，更是连1/10都不到。除了拥有数据，美国还有“首席信息官”制度，美国联邦政府1996年颁布的《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法案》(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form Act)，明确提出建立首席信息官（CIO）制度是在1996年。这条法案和另外一条有关政府信息获取的改革法案合称为克林哥-柯恩法案（Clinger-Cohen Act of 1996）。这条法案是美国政府在推动信息化的进程中所颁布的众多法案中最具关键性的法案。首先，法案规定各个部门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