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哲学与中国古代道家精神的遇合.docVIP

存在哲学与中国古代道家精神的遇合 海德格尔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反叛者和变革者，他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而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开始把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变成了“存在是什么”即对“存在者”的追问，本源化的思维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对象化的思维，两千多年的西方传统思想史就是“存在”被遗忘的形而上学发展史。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精神虚无化以及人为物役的异化现象，莫不是形而上学的迷误产生的恶果。因此，海德格尔决心变革传统，重返前苏格拉底时的本源性思维，无畏地担当追寻“存在”意义的重任，重新经历一番“思”的冒险。海德格尔的探险历程是十分虔诚而又艰辛的，用西方人赞扬舍斯托夫“以流血的头撞击绝对理性的铁门”那句话来评价海德格尔，也似乎十分恰当。海德格尔与传统西方形而上学迥异的思维方式和他艰涩怪僻的独特文风，使得世人对他的独树一帜的哲学望而却步，也因而招致了他的许多论敌的咒骂和充满恶意的嘲讽。尽管如此，海德格尔的思想对当代世界诸种精神学科的巨大影响却是无与匹敌、勿庸置疑的。海德格尔以对“思”的至高无上的努力，突破了西方传统思维方式，跨越时空，和老子、庄子这两位东方贤哲走到了同一地平线上；进行了一场同等层次的精神交流和思想对话。海德格尔和老、庄的思想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程度的差别，然而“道通为一”，这并不妨碍我们循着他们相似的“思”路对他们的思想作一番粗略的考察，探究一下他们所思考的有关问题对现代人的生活有何影响，现代人从他们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中，能够受到哪些启发。 “众妙之门”——“存在”与“道” “存在”（或“在”）问题是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的核心所在，“存在”在海德格尔哲学体系中和“道”在老、庄哲学体系中一样，为一本体范畴，既是其“思”之肇始，又是其“思”之归宿。海氏的“存在论”（基本本体论）或老、庄的“道”论，实即他们的哲学本体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论等莫不以此为核心建构而成。海德格尔在其“思”之冒险中，采取了和老庄极为相近的本源性思维方式，因此他对“存在”的描述和老、庄对“道”的描述极为相似，从下面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思想接近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首先，“存在”与“道”都具有超越性。“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可能的具有存在者方式的规定性之外。存在地地道道是transcedens〔超越〕。”[①]存在高于一切存在者，任何用以规定存在者的方式都不适用于存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迷失就在于它总是把存在者诸如“大全”、“理念”与存在混为一谈，殊不知“大全”、“理念”无非是指存在者整体或对存在者整体的抽象，仍是一个存在者；即便“本体”也不是存在，它也是一特殊的存在者。把存在者误作存在，就遮敝了存在的意义。老、庄哲学中不存在那种主、客体分离的对象化的思维方式，“道”的超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老子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②]他认为“道”在逻辑上先于天地万物一切存在者。庄子发挥说“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③]话说得也十分明白不过，“物物者”即“道”超越于物。 “存在”和“道”的超越性，决定了它们的不可界说性，海德格尔和老、庄都认识到用概念、定义或推理的方式是不能把握存在和道的，所以海德格尔宣称“‘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存在既不能用定义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描述”，“用以规定存在者的方式……亦即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不适用于存在。”[④]因为存在一经定义便成为一个“存在者”而非“存在”了。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不能用追问存在者的“是什么”的方式发问，因为存在不是“什么”，追问存在只能用现象学的展示方式显露其根据，或者借助于语言循环：存在是——存在。老子开宗明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无物之象”，[⑤]它“惟恍惟惚”。[⑥]庄子深谙此中三味，畅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⑦]“道”一落言荃，便失去了它原初的含义，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物，不复是道了。老子尽管多次论道，却从不轻易地解释它，而是十分谨慎地使用“似或存”、“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的描述方式。庄子对道作了一次又一次的阐发，最终还是抱怨说，道“＠①然难言哉”。 不可言说的“存在”、“道”又具有本源性和创生性。存在是存在者成其存在的可能性，是存在者能够存在的一种基本成分。“作为基本成分的在”，“也就是可能的东西的‘寂静的力量’”，“可能的东西的寂静的力量”“是指在本身”。存在的原始意义即是赋予事物本质，能使事物存在，而“能一事一物，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把一事一物保持于其本质中，保留于其基本成分中。”[⑧]存在彰显、运作，使存在者得以成为存在者。存在自身无由以生，“在就是在本身”。道亦如此，它“渊兮似万物宗”，[⑨]是万物生成的堂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