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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家庭思想教育职能 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稳固载体 （1991年12月） 长期以来，各级组织承担着组织开展各项思想教育活动的责任，对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改革大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组织对个人的人身约束作用越来越小，从而组织对个人的思想教育、观念引导等作用也随之衰减。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工作“断层”、软弱无力等问题的重要原因。随着组织的人身约束作用的弱化，家庭的组织教化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如何利用家庭这一传统的施教单位，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找到稳固的载体，是当前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家庭思想教育职能的历史考察 家庭是一种最普遍的社会生活组织，是人生存过程中最早的一种环境。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首先是在家庭这种群体中生活，个人学习社会、参与社会生活都是从家庭生活开始的。从社会方面来说，家庭是最稳定、最长久存在的社会生活组织。从个人方面来说，家庭是一个人在其中生活最长久的社会组织，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思想、才能和前途。家庭的重要作用早已引起古代先哲的高度重视，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家庭作为“宣步教化”的重要层次。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要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齐家。“齐家”是“平天下”的前提。在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中，“为仁之本”的“孝”是首要的。因此，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没有“齐家”或“家齐”的过程是行不通的。同样，国家对个人的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也是依靠家庭这一中间层次来实现的。历史上，我们国家的行政权力组织从来没有下伸到村一级，里长、甲长之类都是由当地乡绅兼职。尽管历代王朝反复诏令县官吏“有事则在县办理，无事则巡历乡村，询民疾苦，课民农桑，宣步教化①”。但是，有限的专职人员，即使终年无事也势难遍及全县。然而，在以建立家庭道德秩序为出发点的儒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后，家庭便与国家紧紧地连在一起，甚至成为国家政权组织的替代形式，国家意识通过家庭这一替代形式持续不断的影响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家庭和国家是以相同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家庭对其成员的影响便很自然地代表了国家对个人的要求，从而有效地实现国家对个人的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如果不是依靠家庭这一中间层次，那么，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固，都在有意识的强化家庭的控制职能，家长对子女不仅有主婚权，甚至还握有处死权。史载元代有个叫郑义嗣的，“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稍有过，颁白者犹鞭之。子孙从化，皆孝谨。虽偿仕宦，不敢一毫有违家法。②”家庭实际上成了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孝子忠臣的最好场所。 可以看出，家庭的思想教育作用不在仅仅是天然的职能，历代王朝的不断强化，使它已经成为一种民族传统，顽强地作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社会生活中，“姜后脱簪待罪”、“曾子烹彘”、“孟母断织”，乃至现代生活中老一辈革命家的治家事迹，都生动地显示着传统的印痕。事实上，在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家庭一直充当着传递文明的载体，在文化不发达的条件下，思想观念的传播、科学技术的应用，基本上都是通过父子传承的家庭教育形式实现的。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在目前文化不发达的农村，家庭思想教育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种传统，在其存在的条件还基本具备的时候，我们应当利用它，赋予它以新的生机。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尊重客观规律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家庭思想教育作用的现实生产力基础 在我国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史上，农业生产乃至由此决定的劳动手段，在总体上始终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一直停留在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与之相适应，农业生产只能以家庭经营为主。新中国成立后，除了1957年到1981年的24年外，家庭经营仍然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形式。特别是1982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家庭经营方式愈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因此，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农村家庭经营史。家庭不仅仅是一个血缘群体，而且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实体，在本质上它仍然是组织国家的基本单元，在封建社会里，它有着同国家相同的功能，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也仍然“是具有自发维持能力的最小社会。③”经济体制改革后，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职能被迅速分解到个体家庭，大规模的集体活动被家庭活动所取代，农村各种社会活动只有转化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活动，才能最终取得成效。所以，以往的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展的“大鞭赶”、“大呼隆”的思想教育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农村新的形势，应当顺应经济体制的变革，尊重家庭在思想教育中的历史地位，充分发挥家庭在思想教育中的传统优势，把思想教育的任务分解到家庭，这是现实生产力赋予农村家庭的重要职能。轻视这一职能，或把家庭的教化作用当做封建王朝的专利予以全盘否定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注意，家庭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