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提问为生-杨澜座谈交流记录783408776 〔2〕.docVIP

我以提问为生 （2010年4月18日杨澜座谈交流） 我从事媒体行业算是比较早的，到今年已经是第20个年头。有时候碰到4、50岁的人，一见面就说，啊，你就是杨澜，我是看你的节目长大的……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埋头拉车的人，一种是仰望星空的人，我属于前者。所以，对于今天的讲座，我也没有很系统的整理和思考，仅就自己的经历和熟悉的内容讲一讲。 一、我的经历 我1990年从北外毕业。当时正值央视第一次对外招聘，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问招聘者，为什么你们招主持人就一定要是美丽清纯、善解人意的？难道主持人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吗？当时也是不懂事，但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不懂事，所以反而在1000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央视工作。 四年之后，在我主持的正大综艺节目还比较受欢迎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自己职业的危机感。因为当时虽然主持的还不错，但也只是能够比较自然的把别人写的稿子念出来而已，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我自己写了几句主持词，大致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生活增加一些情趣和快乐”。结果当时就被台里领导一层一层传达批评精神，“我们的节目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怎么能够以增加情趣和快乐为目的呢？”当时自己也是很年轻，就很紧张。后来还是政协主席李瑞环说了一句，我觉得正大综艺节目很好啊，很轻松，还能学到知识。才算是得到了认可。可见当时国内的氛围还是比较压抑的，此外我也看到一些老主持人的艰难境遇，很有感慨，于是决定辞职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到国外读书，除了个人的原因之外，也有一些其它的因素。1992年我参加了中国第一次申奥，从中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和鸿沟，感受到了西方对我们是如此地不了解，感到很悲愤。记得当时有两个例子：一次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北京市当时的一位副市长，如果这次申奥失败你会怎么办？当时副市长开玩笑的说了一句：那我就没脸去亚特兰大了。结果第二天西方的报纸就登出来：“中国官员声称，如果申奥失败将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这种曲解既让我们感到愤怒，也说明彼此之间的沟通存在巨大的鸿沟。另外有一次记者会，我们的官员对提问的记者说，“这位记者朋友，你所提的问题我们会后单独谈”。这也是完全不符合新闻发布会的惯例的。 出于上述原因，我去了美国念书。在美国，有一位著名主持人对我影响极深，他说过一句话，如果人类失去了对真理和真相的追求，那么人类的认识将通向无尽的隧道。（注：即永远看不到光明之意）。 李安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的才华、机遇和坚持缺一不可，但最关键的还是坚持。 我对这句话感受很深，从国外读书回来之后，我到凤凰卫视，建立了杨澜工作室，做了一档节目叫做“杨澜访谈录”。当时凤凰卫视刚组建，没有什么名气，杨澜在香港也没什么人知道。所以去采访别人的时候，常常碰壁，有时要通过朋友的朋友的小姨子之类的关系，转弯抹角好说歹说，才能得到半个小时的采访机会。如今十几年过去，我已经采访了600多人，包括政要、明星、学者以及各类成功人士，也不再需要找各种关系来获得采访机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来中国访问时，唯一的独家专访就是杨澜访谈录。我没有找任何人，只是将自己采访过的人的列表以及我采访前几任美国总统的录像带送给了希拉里办公室，他们就点名接受杨澜访谈录的独家专访。 我至今仍然很享受我的工作，每次采访之前我都会感到紧张，这种紧张是正常而且有益的，西方人将其称为“creative tension”。如果完全不紧张，要不就是轻车熟路到了懈怠的地步，要不就是完全不在乎。我今年42岁，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采访2000人，到那个时候，我的积累就会更加丰富，希望时间能够站在我的这边。 二、提问关注点的变化 杨澜工作室最初只是关注成功者的故事，随着访谈的人越来越多，关注点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主要有三次比较大的变化：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99年初我访谈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音）的时候。当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时您母亲没有坚持让您到香港读书，今天我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崔琦”？这个问题其实有些自作聪明，本以为崔琦会回答，是的，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云云。结果崔琦说，我宁可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在家里种地。但是我想，如果我当时在家，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听后很受震撼。我感到，如果访谈只是在探求一个人如何取得狭义上的成功，那么这个节目的水准其实并不高。从那以后，我每次访谈前都会问自己，难道仅仅是访谈对方的成功故事吗？这有多大的意义呢？ 第二次变化发生在访谈王光美的时候。王光美是我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女硕士生，是一个非常朴素而又有生活情趣的人。她在接受访谈前，打开衣柜给我看，里面一共只有不到十件衣服。然后她会问我，杨澜你看，我穿哪件衣服更漂亮？是这件绿色的，还是红色的？文革期间，刘少奇被打倒，经常被红卫兵批斗，坐“喷气式飞机”，她毅然走上前去，陪伴她的丈夫刘少奇